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妨害安全驾驶罪,为依法惩治抢夺公交方向盘,暴力干扰公交司机驾驶车辆的行为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满足了司法审判实际需要以及公众的安全需求。但是,妨害安全驾驶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立法与司法解释冲突等问题。因此,应当厘清妨害安全驾驶罪设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明确“危及公共安全”的内涵、遵守司法解释的合法边界、采取“双重竞合规则”处理罪名之间的关系等措施对问题加以解决,以期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合理适用有所助益。     

疫情当前不容任性

2月2日晚,江苏省徐州市警方微信公众号对外发布消息称,张某因刻意隐瞒到过疫区,还多次前往公共场所乱逛,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立案侦查,并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样的事情在疫情防控期间并非个例。     

打通社区治理“末端微循环”

社区治理的"最后一百米"尚未完全畅通,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在社区内所应承担的职责仍需进一步厘清。建议将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进一步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工作格局,全面打通社区治理的"末端微循环"。近年来,随着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和"接诉即办"等工作的深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涉基因技术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定性为切入点

关于贺某某编辑婴儿事件的刑法定性问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等三种观点。非法行医罪的观点得到了司法机关的支持。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贺某某的涉案行为不宜以这三种犯罪论处。面对基因技术的使用已经引发、可能引发的刑事风险,需要对我国刑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完善,以弥补法律的空白。为了防止滥用基因技术所造成的危害,需要增设妨害基因管理秩序罪;为防止在人体上非法进行基因试验,需要增设非法进行人体试验罪。     

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政企合谋视角的解析

从政企合谋视角对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进行解析,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一企业的三层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公共安全生产事故产生的机理,发现中央政府在对待政企合谋问题时,主要是在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和对地方政府所付出的激励报酬之间进行权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高时,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采取激励契约;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低时,则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固定报酬契约.进一步对模型相关参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并据此对现实中的现象给予解释:(1)中央政府反合谋力度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诱发政企合谋;(3)对企业惩罚的不可信加大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4)公众监督降低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     

生态安全问题与政府生态安全责任

生态安全问题是对于生态安全足以构成威胁的一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安全属于公共安全中最为根本的领域或方面.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应对当代生态安全问题挑战、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先进理念以及当代政府创新先进目标的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坚持生态安全责任内容的多样统一和相对优先、生态安全责任形式的多样并举和道德根本、生态安全责任主体的多元合作和政府主导等原则,并不断强化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理念基础、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     

单连波：公共安全恐慌中的平民“逆袭”

颁奖词： 因为单连波等的反抗,在全国多起暴恐事件中,广州2014年5月6日发生的火车站砍杀事件是罕有的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的一次。但单连波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他在面对暴徒时所表现的勇敢,也不仅在于他的勇敢保护了多少人,更在于,他点燃了民众一度低迷的反抗“士气”。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实践检视及调适路径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转型期我国治理事故灾害的重要手段,其本质上属于风险管理的制度工具。基于风险控制而产生的保障义务,应作为不同层面法律责任划分的依据。现阶段,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度仍面临边界不清、执行不到位、尚未形成治理合力等实践难题,不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进一步释放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制度效能,需要在公共安全治理的框架下,完善安全生产治理结构,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体系。     

美国二十一世纪执法和公共安全条例

本文介绍了《美国二十一世纪执法和公共安全条例》的主要内容。即:信守总统对执法部门的承诺;惩罚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和暴力;打破毒品和犯罪环节;保护所有的犯罪受害者;打击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     

北京市朝阳区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呈现“三高”特征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经对审结的26起重大责任事故案调研发现,此类犯罪呈现“三高”特点：一是高危害性。26起案件所涉19起事故中,共导致21人死亡、12人受伤,经济损失100万元。二是高群体性。农民工是重大责任事故的主要受害者和加害者,33名被害人中有28人为农民工,占85％;被告人中有19名农民工,占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