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基于全国11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层面农村居民的主观感受,探讨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影响的传导机制,并利用全国11个省份的全面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普遍较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强,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即数字技术应用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丰富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提高村庄公共性以及增强村集体行动能力来改善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男性群体、老年群体和低学历群体,数字技术应用对女性群体、年轻群体和高学历群体的治理效能感影响更为显著。据此,从完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完善数字政务服务、拓宽农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艺术批评的公共性问题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

面对中国艺术批评公共性的缺失,建构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公共领域,是当今知识分子急需直面的问题。艺术批评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生活世界,艺术批评的公共性,是当代艺术保持独立与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自主的艺术空间的特点是在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和理解。这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异质同构。主要侧重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发展研究,以期从文化的公共性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艺术批评。     

论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

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扩展源自公共管理职能的改变,而公共空间的变化也反过来促使公共管理范式变迁.浙江近三十年来公共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导致原来单一的公共权力空间转变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多元公共空间,而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促使公共空间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空间的深度得到极大延伸.因此,从公共空间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公共管理的未来,其关键方向在于进一步拓展公共空间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制度创新搭建各种利益主体沟通交流的平台,平衡利益冲突和矛盾,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     

公共权力理性建构的逻辑进路

公共利益是公共权力存在的依归,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传统公共行政体制固有的公共权力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因此,从价值和制度层面来重构现代公共权力,重塑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势在必行。     

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公共性向度

中国全球治理方案是以全球性问题为导向的,全球性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如何克服和解决公共性问题。中国全球治理方案内蕴着以共商共建、共享共有为本质内核的公共性实践意蕴,它追求全球的治理问题、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话语和治理目的的公共性。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公共性指向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价值立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彰显出其内在的公共品格与公共关怀。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重困境研究

从治理模式来看,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实践中出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不兼容的现象,导致部分基层政府较强的公共性与自主性和居民的弱公共性与弱自主性,农村社区治理面临双重治理困境。破解此困境,首先要转变理念,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理念的有机融合;其次要将技术驱动作为突破口,增强农村社区治理工作的现代性;最后要培育相关主体,重塑基层政府、社区和农村居民的公共性与自主性。     

刍议公共政策之公共性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威机构为有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合理分配公共利益,在一定时期内指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行动准则。公共政策基于公共利益,面向社会公众,无论是政策制定或执行,都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在公共政策运行中,必须落实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加强和完善政府回应机制建设,使公共政策真正体现“公共性”。     

法律职业主义

律师制度起源于西方,法律职业主义是其主流指导理念。法律职业主义由三大基石构成。随着现代批判性思潮对其批判的展开,有必要重新审视国家主义、商业主义以及技术性职业主义和公共性职业主义的利弊。我国学术界和律师界所持的多是技术性职业主义的观点,政府的管制理念存在一定的模糊与混乱。以容纳多种伦理观为己任的“市民公共领域”理论,可能是建构我国律师职业定位新模式的可行路径。     

后危机时期对常态下政府职能建设的思考

自我国成功加入WTO以来,理论界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建设主要着眼于政府应如何顺应WTO规则的要求,如何从一个全面政府走向"有效政府",其中很多问题都与政府的经济职能的转变有关."非典"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为我们思考政府职能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主要探讨了在危机过后政府部门应如何加强在常态下的职能建设,以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