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质量:一个亟待重新界定与解读的概念北大核心

国内学界关于公共服务质量的概念界定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在于人们对公共服务和质量两个子概念缺乏准确把握。应超越西方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的思维逻辑,更多地从政治学视角解读公共服务概念内涵,并对公共服务概念做出广义或狭义、动词或名词、产品或服务、过程或结果等的基本辨析,也应遵从质量概念的专业含义,避免宽泛化理解甚至滥用质量这一术语。公共服务质量的概念宜重新界定为:公共服务提供过程及结果中的固有特性满足相关规定要求和社会公众要求的程度。围绕"质量特性"、"质量要求"和"满足程度"三个维度,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内涵展开深入解读。     

如何防止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基于四种类型划分的案例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和利益的日趋多元化,如何防止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为全面探究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发生原因,论文使用类型学研究方法对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现象进行了类型划分,从"流失阶段"和"动力来源"两个维度,将其划分为"源头自利型""源头捕获型""下游自利型""下游捕获型"四个类型,并根据每个类型的特点,选取了对应的典型性案例。通过比较上述类型及案例,发现防止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要做到:通过有效制衡制约公权力自利性;保障民众和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政策议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束缚;完善腐败治理体系以防止公权力被捕获。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基于一种历史的考察分析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有赖于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共性及其实现进行历史的解构和逻辑定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价值创造性、思想整合性和社会协调性等三大主要功能。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思想政治工作要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和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化、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经济建设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公共领域为本与公共价值先在——中西政治观念比较的一个新视角

中西政治观念都一贯追求公共性,但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西方以公共领域为本,强调政治参与的普遍性与规则化,假定私利互动能够自动达成公共价值;中国坚持公共价值在先,强调将“全体民生之长久”作为政治生活先定的最高权威,以之决定具体制度。公共领域为本的政治观在理论和现实中与公共价值的达成出现明显断裂,理论界从公民理性和公民德性两个方向进行了补救,但有效性存疑。古代中国借“天”喻指公共价值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以君主专制式的集权政治承担公共价值的落实,并都有着内在困境。现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对公共价值进行科学化阐释,以使命型政党的领导为落实公共价值的政治组织方式,实现了公共价值主导的政治传统的现代化升级。     

基于规范公共性要求的公共政策终结

政策终结是因由政策环境变化、政策功能的弱化或丧失而进行的政策变更、终止等一系列活动。从表象上看政策终结的原因是政策功能的弱化或丧失,以致政策执行无法带来所期望的正向效果,但实质上政策终结是缘自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多维度分析

制度分析学派通过不同制度的交易费用状况的比较,对各种制度的特征进行了较充分的分析.但是,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来说,由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特征导致的交易费用的复杂性,不能在单一维度的视角下笼统地仅考虑费用的数量大小,由此来评判制度安排和公共决策的好坏.因为除了信息不对称因素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以外,有相当一部分被视为诱发交易费用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体现和保证物品的公共性,这些费用表现为公共协商的成本和对损失方补偿的费用.试图从多种维度对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交易费用进行分析,不仅对信息不对称如何产生交易费用进行了描述,还对公共协商和对损失方补偿产生的费用所表现出的公共性价值进行了解析;并借用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广义宪政经济学理论,探讨了交易费用的最优解;最后倡导建立具有公共性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现.     

网络社会的公共性及其培育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样态，其发展表现出全球化和个体化交织、真实性和虚拟性共存等特点，这些特点使网络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凸显。公共性作为网络社会的本质属性，既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开展，又催生了非理性行动的发生。我们应从交往主体、网络认知、网络规范等多角度入手，培育网络社会的公共性。     

人与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

"人"和"社会"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尽管马克思没有提出"公共性"概念,但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生成、嬗变中无不散透、折射出其丰富的公共性思想。理论上,人与社会的相互生成构成了马克思公共性的图式;现实中,"现实人的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人"是公共性的真实出场;历史上,共同体的社会形态演进过程正是公共性的生成历史。可以说,人与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开启了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     

重构社会公共性——审视中国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网络公共性实践的困境与超越

有关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行动领域，是一个非个人的交往、信息和舆论领域，它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在公共领域中，人民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达成共识，以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控制。他认为，与国家、政府支配的“行政的公共性”不同，“市民的公共性”是由作为独立个体的市民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与其他市民共同合作创造的崭新的生活新世界。也因此，有学者认为，“研究公共性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重新审视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