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与和谐社区公共性的建构

当前中国社会生活出现了公共性的普遍缺失,这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现代性难题。具体到社区建设层面,也正面临公共性不足所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难题。社区公共性的消解使得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凝聚力等应然属性消减,社区文化也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公共性品格。和谐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急需公共性的文化来引导和支持社区公共生活,因而社区文化建设就成为社区公共性生长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着力点,其应然的价值追求是蕴涵公民规范与制度原则于其中的公共性的涵养和培育。     

先秦儒家“崇公”观念公共性的反思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代表即先秦儒家所力倡的"崇公"观念在规范个体行为、维系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从现代公共性的视角来看,其存在"公而不公"的内在缺陷,其长期流变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我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民众公共意识的形成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从现代公共性视角对先秦儒家的"崇公"观念进行扬弃,首先要在理念层面进行"私的官"与"公的民"的双重价值调适,其次要在实践层面培育独立、成熟与理性的公共领域。     

土地一级市场开发与政府管理的公共性

政府退出土地一级开发,既是削减权力、加大监督、遏制腐败需要,也是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暴力拆迁的需要。土地一级开发市场化是大趋势,但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退出。土地的开发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并非一个纯粹的私人品市场。由于土地综合属性中的"公共性"一面,政府不可能完全退出土地一级开发。     

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当代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是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公共性理念、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公共性维度、德国古典哲学的公共性资源、空想社会主义的公共性素材的批判性继承与超越。当下,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公共问题与公共危机日益增多,而我国政府职能的缺陷和公共性缺失仍较严重,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和解理性与社会共识——杭州“和事佬”协会的思考

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如何从纠纷和冲突中寻找合作和共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此时,传统中国社会的纠纷处理方式——民间调解就成为新时期达成合作与共识的可借鉴的方式。这种方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创新了社会纠纷处理模式,达成社会共识,形成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和解理性。     

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缺失及其治理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是公共行政发展的永恒目标。现实政治生活中,行政公共性的缺失却是长期和普遍的现象。公共精神的确立、权力制约制度的建立、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是实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基本途径。     

论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反异化——兼论服务行政理念的确立

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反异化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重要课题。“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特征之一,公共权力异化是公共权力“反公共性”的结果。公共权力反异化,既要考虑传统意义上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等方式,还必须考虑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要淡化公共权力,使公共权力的运作向服务行政的方向发展。     

论执政党的公共性

无论何种性质的执政党,必须拥有广泛的公共性资源才能持久执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获取最大的公共性。为此,党必须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推进党内民主,完善监督机制。     

关于行政评价法制度的研究

建立行政评价法制度是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法发展的新趋势。行政评价法的概念在各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中逐步明确化。行政评价法制度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根据公众满意程度评价行政绩效,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内涵;程序性是行政评价法的根本属性。在我国导入行政评价法,对于实现政府行政决策科学化,使财政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提高行政效率以及遏制腐败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行政评价法制度应以效率、成果概念为核心,注重效率与质量、效率与程序的平衡;行政公开是行政评价的本质要求和显著特征,行政评价能够推动公开的深化,促使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行政服务向民营化转变是行政评价法制度的目标之一;行政评价法制度的宗旨是实现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政策公共性：社会和谐的必备元素

公共性是政策的核心价值,是保证政策过程和谐的正确价值取向。政策过程和谐既是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整体和谐的必备元素。但公共性缺失却是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政策常见的现象。所以如何规范政策公共性,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更充分的要素,是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必须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