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津市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1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15年1月25日在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正>各位代表: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市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1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一、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2014年,全市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十届四次、五次、六次全会决策部署,坚持改革统领、创新驱动、转型调整、改善民生、党建保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下公租房建设规模及价格决策

虽然我国公共租赁房建设规模不断增大,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仍然突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现实与国际实践和传统理论均相悖。通过构建公共租赁房建设模型,分析政府公共租赁房建设规模以及开发商的商品房建设规模及定价策略,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现状进行理论解释,并就公共租赁房建设规模及价格的科学规划提出政策建议。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肩负使命 履职为民

人大代表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是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代表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在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之前,我省来自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人大代表,牢记肩负的使命,精心准备、积极调研、贴近群众、了解民声。在大会期间更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负责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认真审议各项工作报告,提出议案、建议,为打造"三个强省"、建设美好安徽建言献策。本刊特别推出一组代表撰写的履职手记,记录代表们的履职点滴和     

对“一把手”监督的思考

所谓"一把手"是指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居于首位的负责人。"一把手"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一把手"腐败,会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的危害,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风气。但对"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也存在着一定困难。为促使"一把手"正确行使权力,就要不断加强廉政教育,也需要上级部门和职能部门实施有效的监督,建立并落实"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会议决策末位表态制度"等等,从多层次入手,使监督有效。     

自然权利还是功利性选择:对知识产权合理性的反思

知识产权合理性的理论总体可分为法哲学视角下的解读和功利视角下的解读。前者的代表理论为洛克的劳动财产论,后者的代表理论为激励创新论。这两种理论分别为知识产权提供道德上以及经济上的正当性。但是,劳动财产理论对诸多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解释力不从心,而盲目遵从激励论及功利主义也将把知识产权合理性的论证带上歧途,严重影响知识产权的稳定性。知识产权制度应当是制度自身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而知识产权的合理性论证应是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的统一。因此,单独的知识产权自然权利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均不可能解决知识产权合理性论证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完全否认另一种理论的重要价值,如何在知识产权制度下让两种理论做到并行不悖、有机融合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内容。     

哈贝马斯主体间模式的规则观分析——我国行政组织立法商谈机制的结构性改革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相互间围绕利益、价值进行磋商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在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检视我国的行政立法商谈机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主客体模式规则观和主体问模式规则观的对比论述，用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及其相关理论对主体间模式规则观加以研究和分析，试图对目前我国主客二分的规则思维模式进行一定反思并提出几点建议。     

公共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与权力生态净化的耦合

作为权力生态系统的优化过程,权力生态净化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发展态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四个着力"部署要求开启了我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开启了我国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权力滥觞、权力主体、权力行使这三个权力运行的必经阶段和基本环节进行归纳和演绎,分别建立相应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试图实现公共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与权力生态净化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