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诚信伦理的主要差异

中国人的诚信之道建立在“原善说”的基础之上，“诚信”思想通行于社会之际，是人之道、社会之道。依人的本性、天的本性，向人、向社会与自然扩展出去，靠上下君臣子民的善行实践而彰显其价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历代思想家均极为重视人格中的诚信问题，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具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儒家对人的发展与人性的完善也极为关注，充分展示与确认人之为人的价值，即追求“成人”。儒家认     

公共权力的哲学解读

公共权力在本原意义上凸现了对个体的关怀 ,而在实际的动态运行过程中 ,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及其对人性的损害 ,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异化 ,因此 ,从伦理的视角寻找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救治途径无疑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     

Another Kind of Openness——The China 2003 Top 10 Items of Sex News

SEX has always been taboo in China, so the China 2003 Top 10 Items of Sex News chart is a sociological breakthrough. A judging panel of 23 experts, 11 of them women, in the fields of sociology, social gender research, law, medicine, psychology, ethnology and literature     

法律亚权利:权利拓展的文化背景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本身,对权利现象的认识是一个螺旋式的渐进过程.权利拓展背后的现象之一是法律亚权利现象的存在.在法律体系上,对待权利问题我们常常思维格式化,总是忘却习惯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存在.我们的态度是惟一的,只承认国家制定法即认为国家制定法是全部的法律,不仅排斥了大量的习惯法,而且还否定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法律的相容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中央与地方分权制度

本文将从几方面问题阐述这些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成为我国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将考查过去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经验得失,探讨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提出自己的一些制度性设想和建议。     

韩国学校培育民族精神探微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韩国的崛起同其独特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其中，韩国学校在培育民族精神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儒家伦理是韩国学校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德育改革是韩国学校培育民族精神的主要途径，历史文化教育是韩国学校培育民族精神的载体。这些经验值得我们探究和学习。     

借鉴与超越:科层制对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性辨析

伴随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科层制的弊端日益彰显,在西方遭遇了广泛的批判,科层制改革成为政府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无独有偶,为了打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僵局,我们必须吸取西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结合本国实际,从以下二维视角出发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一方面,科层制是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必然选择,需要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应针对科层制的局限性加以改革,本文从行政伦理、学习型组织以及民主行政这三个角度,提出了超越科层制的举措。     

全球治理趋势及其制约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加强,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将退出历史舞台,被全球社会所取代,建立超国家政府来协调各国的需求?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有一定现实可能性,但受到众多因素制约。经济层面,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经济动因,但它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政治层面,国内民间社会的发展日益超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国际市民社会兴起时保持谨慎态度,不可轻易放弃国家主权或不合时宜地削弱国家权力。意识层面,对世界共同价值观念的追求,作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发挥作用,但民族意识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是作出政治判断和行为的基本标准。不可否认,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现象,但全球治理描述了纷繁复杂现象的一方面,而没有囊括其全部内涵。     

论从法律职业伦理到和谐社会的三个“基石”

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不应被视为是一个空洞而时髦的新概念.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作为法律职业的代言人,法律人的基石作用必将足显彰弥.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关键在于提高法律人的职业素质,并在其内部传承法律职业的技能和伦理.     

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伦理分析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表现为经济范畴的制度变迁。然而,制度的调整带来了利益结构的变化,在利益关系变动中产生的矛盾冲突和伦理问题,构成了体制转型中的社会和谐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制度伦理分析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