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以可能"到"何以建设"——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生态伦理建设

西方生态伦理学自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作为新兴学科迅速兴起并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生态伦理研究中存在有过高估计中国的生态伦理资源、受制西方话语、纠缠于生态伦理"何以可能"等问题。中国的生态伦理建设应该从"何以可能"转向"何以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确立生态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     

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

安乐死面临法律障碍,发展临终关怀事业是一个较优的选择。囿于传统伦理观念和医护现实,临终关怀陷入了伦理困境。文章从探讨临终关怀的源起、发展以及内涵开始,对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做出了分析,提出了构建一个普适性的临终关怀伦理,以解决我国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国家问责视阈下英国教师伦理自主：演进形态、发展策略及启示

英国教师伦理自主经历了“充分的”自主、“被管制型”自主及“赋权增能型”自主三个阶段,根据教师伦理自主权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到其与国家问责同质依存和异质抗御的张力存在。为了缓解张力,英国政府在理念维度上进行“简政放权”,赋予教师专业自主权;在制度维度上由“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加强教师专业伦理制度化;在技术维度上实施政府“远程问责”,对教师实行隐性管理;在组织维度上“吸纳优秀教师”构建多元问责主体的治理网络,提升教师的伦理自主权。我国教师伦理自主发展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从建立赋权型政府入手,通过把握好问责惩戒力度,建立教师伦理自主发展的正向激励模式,构建包括教师专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问责制度等措施,以保障国家问责视阈下教师伦理自主权发展的适切空间。     

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

国家紧急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特别容易沦落为压迫人民的暴力工具(国家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能可以很方便地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因而必须树立各种理念和原则并将之作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对于法律而言,它们具有先在性,国家紧急权力乃是以一般伦理规范的预设为前提的。其中,人民主权原则是国家紧急权力的权力基础,保障人权原则设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终极目的,有限权力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范围,法治主义原则提供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依据,分权制衡原则体现了对国家紧急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国家世俗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最后底线。     

关于“安乐死”立法化的理论思考

"安乐死"问题事关生死大事,跨越社会、伦理、法律、医学等学科,争议由来已久。对死亡问题进行哲学思辨,目的在于揭示安乐死的哲学基础并寻求共识。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伦理分析和文化兼容性思考,有助于突破安乐死问题中国化所面对的两大障碍。研究并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实现安乐死立法化的必由之路。     

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伦理审视

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路可以归为两类:分享优先与控制优先.整体而言,这两种保护进路的共识多于分歧,都力求兼顾各方利益,反对极端主张.在实践中普遍应用的场景主义规制决定了是分享优先还是控制优先的进路之争会在各个场景出现,最终导致具体规则的随机、多元甚至矛盾.为了形成稳固、统一的价值逻辑以及为构建合理的新秩序提供正当性支持,需要从伦理层面审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进路:首先对两种进路予以底线伦理审查,判定两者是否有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考察两种进路对信息主体、信息共有人、非信息共有人这3类群体以及对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和谐、文化繁荣这4项社会发展目标的影响,从而选择在伦理上更具正当性的保护进路.     

政治伦理的前提审视:政治和伦理关系再探讨

本文主要在政治伦理的元理论层次上进行讨论。它包含了重新探讨政治伦理前提性的若干理由以及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基础这样两大主题。文章认为 ,之所以要对政治伦理的前提进行再审视 ,是因为当前政治伦理研究中出现的有关政治伦理的基本看法的差异性、政治与伦理实践中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不同倾向以及在政治伦理框架中的若干具体理论研究 ,都使重新探讨政治伦理的前提成为必要。在此基础上 ,文章从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现实基础、主体活动基础、结构因素、制度层面、时代需要等五个层次 ,对政治与伦理关系何以能结合为政治伦理的问题 ,亦即政治伦理何以可能的前提问题进行了理论梳理。     

约束公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我国开展反腐败斗争已近十个年头了,但腐败现象仍未得到有效 遏制,究其根本原固在于公权配置不当。今后,反腐败要着重抓 “源头”治理,从约束公权入手。     

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探讨

本文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造福,也能为祸。科学技术进步不断改变人类的传统伦理规范,使之更符合天理,更符合人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必须受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益,尽可能地扼制其负面影响。     

论当代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

法治伦理是从法治本质出发,由法治化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形态,即中西治理文化的结合、时代和传统融合、民族性和全球性统一。法治伦理的形态蕴含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特质,即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和德教。当代中国法治伦理蕴含的四个特质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构筑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灵魂,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同时也是法治实践的行动方向、法治实践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始终踏踏实实地坚持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及德教的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以此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