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党的民主执政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党的民主执政是党的最基本的执政方式之一。坚持党的民主执政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是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适应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要求。正确把握党的民主执政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关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品牌建设与国民素质

"十一五"计划已经圆满完成,而且各项指标都完成得很好,作为港澳委员,从内心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也对"十二五"有了更高的期待。在这里,我只想说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品牌建设问题,一个是国民素质问题。我认为,"十二五"期间福建的企业主要不是做大而是做强。做强,就必须做出自己的品牌,有了品牌,赚钱的机会自然就更多了。像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我们才赚多少钱啊?国外企业赚了大头,我们只赚点加工     

公民税权手册背后的故事

不理解税,就不可能对一个国家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一个缺乏税收常识的社会,不可能理性地辩论这些问题近年来,公民意识日益觉醒,诸多公共事件都可以看到网络上活跃的言论。从腐败案件到强制拆迁,从官民纠纷到"跨省追捕"……网民都利用互联网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言词多数是表达对腐败现象的不满,对滥用职权的痛恨,对官僚不作为的鄙视。这些话语弥漫着一种不信任的情绪,真正的理性辩论却并不多见。     

试析当代埃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互动

埃及公民社会由相对独立的制度化组织和团体所构成,包括服务性非政府组织、倡导性非政府组织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埃及的公民社会与政府并非处于两元对立之中,埃及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对不同的公民社会组织采取限制或融入策略。埃及政府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的是仲裁者、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的角色,政府在公民社会运作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而公民社会在埃及仍然呈现出弱社会的性质,所以对公民社会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不可高估。如何处理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是研究埃及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内幕人员的认定——古典特殊关系理论对认定中国法内幕人员的借鉴意义

内幕人员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要主体。内幕人员是指由于与证券公司存在任职、业务关系或对其履行职权而可以合法地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美国法中将这种合法地获知内幕信息的关系称为＂古典特殊关系＂,并确立了以＂古典特殊关系理论＂追究该类人员的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责任的原则。应借鉴＂古典特殊关系理论＂,以通过任职等合法关系获知内幕信息作为界定该类人员的特征的基础,并以之对中国证券法中关于内幕人员的范围进行扩展。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认定及处罚

近年来,一些生产经营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违反市场经营正常秩序,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以追逐不法收益为根本目的,严重违反法律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恶劣的人身伤害和社会影响。本文以新《刑法》为视角,浅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认定及对立法完善,以期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犯罪打击日趋完善有所助益。     

美国公民骆家辉

骆家辉大使上任的第一次“隆重”亮相被提前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抵达厅。2011年8月12日，骆家辉一家五口拎着大包小包抵达北京机场，一个华人面孔的“正部级”领导出行，居然没有红地毯，没有鲜花，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车队……一下子吸引了许多中国人的目光。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也当然了解这关注的意味。他反复强调，“我是作为一个中国移民之子站在你们面前，代表我的出生地美国”。     

从限制政府权力的角度看我国法治进程——以房屋拆迁为考察对象

法治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公益。现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广泛地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其中,以近年来由拆迁制度所引发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最为显著。本文在探讨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特有的拆迁制度中所存在的法治问题,提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建议。     

妨害清算罪之立法反思与完善——以我国现行公司、企业清算制度为背景

随着新《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公司、企业清算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对清算人②、清算义务人③等相关主体违法清算或怠于清算的民事和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亦逐步完善。然而在刑法规制层面上,则仅有妨害清算罪这一罪名,并且由于其立法之内在缺陷,未能完全反映当前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在刑法上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从行为方式、时间要素、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入手,完善妨害清算罪立法,以期实现对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及债权人利益的全面刑法保护。     

协同治理体系建构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达到最佳的善治状态。但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中。要在日益复杂的利益分化时代走出政府独大的单一治理困局,政府首先应该告别传统管控的路径依赖,回归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基本角色。在构建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应遵循现代政府组织和运行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宪政,从严依法治党,厉行法治,完善民主制度,形塑和建构现代政府;培育市场机制,监管市场公平和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培育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