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委托-代理理论看权力监督的理论依据与体系建构

委托—代理理论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监督和制约代理人 ,尽量降低因代理人行为扭曲而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 ,这与政治活动中的权力监督问题有相通之处。具体一点来说 ,这一理论本身符合权力监督的性质要求、界定要求以及目的要求。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委任—代理理论可以作为权力监督的理论依据。同时依据委托代理—理论的要求 ,我们可以对我国现阶段的权力监督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建构。建构的实质是在确保权力利用效率提高下的民主监督 ,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运行的权力     

论权利主体

权利主体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公民)和作为权利主体的大我(法人).个人只有取得公民的资格,拥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拥有权利能力的指向物时,才能成为权利主体.大我是公意的人格化或人格体.在法人行使权利时,支配的自然过程与支配的社会过程必然发生分离.权利主体之间最基本的原则是: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权利主体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已被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完成法定程序。在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意味着,“公民的私有财产”——我们一直讳莫如深的字眼已载入我国现行宪法,这不仅是我国制宪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公民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的历史发展一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为此,近代宪法中的财产权概念,基本上指的就是财产所有权。然而,随着经济权利的发展,财产权已经…     

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与公民社会建构

非营利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其参与治理公共事物已成为全球潮流。台湾的社会力从威权时期长期被严厉压制下的状态下奔流而出,成为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力。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社会运动型的社团向着比较常态的、正式的非营利组织回归。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也获得很大发展,并已参与治理台湾的公共事物,“社区总体营造”和“9.21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主导和民间自发两种不同的方式与路径。     

公民社会与深圳共青团

本文介绍了公民社会的兴起给深圳共青团带来的影响,包括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共青团传统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削弱及其原因;分析了公民社会给包括共青团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带来的新发展机遇;论述了公民社会背景下深圳共青团面临的双重选择。文章指出,当前深圳共青团要注意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与党政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文章最后提出深圳共青团要被社会所承认,在社会上有地位,就要始终树立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率先探寻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工作经验和模式,努力加强机制建设。     

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考

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正成为当前国企改革和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出发,指出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意义,分析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要确立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的产权多元化目标,建立规范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     

就业歧视初探

一、平等就业权和就业歧视就业歧视是对平等就业权的侵害 ,所谓平等就业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 ,达到法定年龄的劳动者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用人单位从而平等地获得参加社会劳动的机会 ,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肤色、国籍、个人身体素质等不同而遭受歧视的权利。平等就业权是劳动权的直接体现 ,也是实现劳动权的前提 ,是劳动者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生存权利 ,是一切民主国家政治权利的基础。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这一有别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法…     

坚持和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当代重要的政治现象 ,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日益活跃并且呈扩大化发展趋势 ,但从总体上看 ,公民参与政治的有序化程度不高。因此 ,强调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 ,使之纳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日本劳动雇佣制度的演变

日本的劳动雇佣制度可归结为: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作为一种制度惯例长期存在于日本的企业中。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与企业内部工会制”一起,被奉为日本企业经营的“三大神器”居于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核心地位。近年来,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日本的劳动雇佣制度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演变。本文运用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日本劳动雇佣制的经济合理性作了分析,并对其演变的方向进行了探索。     

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思维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的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