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激励合约研究

农村金融需要政策性补偿,并通过建立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实施。本文通过一个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提出,政策性补偿效率的关键是制定最优激励合约,实现代理人激励。操作上应将最佳表现代理人努力概率的可证实观察变量,作为支付依据引入合约。对多个备选代理人的研究表明,在农村金融中,能最佳保证政策补偿效率的代理人,是商业性金融机构而不是政策性银行或其它机构。     

关于紧急状态立法的思考

2004年，我国第4次修改宪法。其中，将“戒严”修改为“紧急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为处理与紧急状态相关的事项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本文简要介绍了紧急状态的基本含义．提出了紧急状态立法的必要性及理论性基础．最为重点探讨了关于紧急状态立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等。紧急状态的立法，对于提高人们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意识．增强国家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确保紧急权力的合法行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障碍及实现途径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于优化政府决策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政策参与程度较低。本文试图从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行政环境出发,分析指出影响公民政策参与行为的障碍因素。这些障碍因素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氛围、教育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文章还就这些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众参与：公民环境权渐行渐近

6月5日，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中国的主题为“人人参与，创建绿色家园”，旨在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建设生态省、环保模范城、生态工业园区、绿色社区等环保实践活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家园。     

公民意识的培养要从未成年人开始

目前，我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约有3．67亿，约占总人口的28％。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是直接关系到执政兴国伟大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     

公共危机中的公民知情权

构建二十一世纪的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公民社会。这是建立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些公共危机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政府在这些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危机中所采取的措施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科学、合理、有效的实现公民知情权是应对社会危机,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有效的环节。本文将从公共关系学和危机管理的角度,对公共危机中的公民知情权加以研究,对我国公民知情权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试图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有效实现公民在公共危机中的知情权的有效途径。     

夯实制度大厦的基础--对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设计中,人大代表的角色十分关键,如何选出合格的人大代表非常重要,这是整个制度运行的基础和核心.人大代表的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委托代理过程,由于认识水平、制度设计、程序控制和组织安排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选民们托付的政治代表在委托代理过程中可能出现被弱化、虚化、转移甚至流失等现象.可以从落实民主选举、改进制度设计、提高监督水平等方面采取措施,保证人大代表选举的质量,务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     

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几个普通山东人的幸福生活

什么才是幸福的生活,每个人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幸福的感觉却开始在他们的生活中慢慢充盈。下面我们截取山东省几个普通中国公民的生活状态,感受他们的幸福生活。 2004年9月15日对荷泽市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银香和她的银香伟业集团来说都是一个忙碌的日子。从今天开始,一年一度的收青储工作开始了。一大早,王银香就来到了收购现场,组织早已从十里八乡赶来卖秸秆的农民们过秤、编号、结算。所谓"青储"就是收购农民地里的玉米秸秆,粉碎储存起来作为畜牧小区内几千头牛的饲料。王银香说他们把这项工作当成一次战役来看待。20年来,她带领当地农民努力寻找致富的路子。如     

公民法律素质与法治社会建设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公民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素质。当前,我国公民的法律知识比较贫乏,权利意识淡薄,普遍缺乏对法的信仰。因此,应着重从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完善司法制度和进一步做好普法工作入手,来增强公民的法律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