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务及其与权利的本质关系

界定法律义务不能孤立地就义务谈义务,而要从权利与义务的整个关系链条、从法的整体上去把握。法律义务是一种法定约束;权利一经法定,就是对权利的范围与自由度做出规限,即隐含着不得超越界限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的统一体,这同说“权利义务是统一的”的命题有所区别。后者只是说明二者自身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前一命题则突出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律的整体构成上的两个必具元素,舍一不可。就法的本体而言,不能单纯以权利或义务为本位,权利义务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它们之间是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的关系。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极权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国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     

监听制度立法研究

监听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力度。监听既侵害公民基本权,又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基本权的实现。世界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对监听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在这方面仍处于空白,亟待建立符合现代法治需要的监听制度。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参与和谐社会构建——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实践与思考

在长期的发展中，摩托罗拉公司和许多杰出的企业一样，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恪守企业公民原则的公司能够和社会各界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有利于吸引和留住高水平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有利于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在消费者心中拥有良好的形象。在当今的世界，企业和社会是鱼水的关系，企业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是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企业。企业之所以为企业，就在于它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只有对社会有益的企业才能长期持续发展。这就是摩托罗拉的“企业公民观”。     

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

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虽仅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基础 ,却关系到保险之命运 ,故极为重要。作者认为 ,告知义务的根据应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认识 ;告知义务人不以投保人为限 ,尚应包括被保险人 ;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包括合同订立时、条款修改时、合同复效时 ,而对履行方式则无特殊要求 ;对告知范围的界定则应采书面询问主义模式 ;告知义务的违反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对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应以除斥期间加以限制 ,保险人解除权可与撤销权相竞合。     

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人民法院报》2001年12月13日第5版刊登杨传国同志《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一文，该文认为，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说明债权形成之时，债务人就有履行债务的义务，若不履行，即证明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对此观点，颇值商榷。     

公民环境权立法初探

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在适宜健康的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韩国、美国部分州、日本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宪法中明示或默示环境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也有一些国家对公民环境权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代之以环境保护的国家职责，例如葡萄牙和瑞士。     

信赖原则在中日交通肇事罪中适用之比较

信赖原则作为一种典型的分配注意义务的原则,在过失责任的认定、分担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存在发展亦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本文对信赖原则在中日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司法适用中两国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在日本,信赖原则的适用与否及如何适用是由法官做出判断的;而在中国,信赖原则的适用则依赖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     

进一步完善我国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 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完善公开办事制度”, 以及完善决策机制, “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应该说, 这为我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制度指明了方向。贯彻十六大的这一精神, 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第一, 根据国内外的实践, 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得以建立并能充分发挥实际功效, 离不开相关制度的配合。其中, 最为重要的莫过于, 建立健全并严格实行立法公开制度。因为…     

诚信 不能倾斜的基石

失信，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毒瘤，它侵害着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它影响着青少年的世界观，毒蚀着人们的灵魂。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程度已是当务之急，每个公民、企业、政府以及执法机关应共同努力从根本上遏制这一势头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