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技术的刑法规制及其展开

自动驾驶技术的刑法规制,应根据自动化等级的不同,实行分而治之。在责任主体认定上,由于运行支配者与运行利益享有者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离,故应采取"谁支配谁负责"的认定方法。而在刑事责任方面,把被容许的风险理论与信赖原则的适用相融合,以风险领域的支配性判定为逻辑起点,将科学技术与刑法理论进行联动,继而判定不同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担与责任归属,无疑是一条妥适的归责进路。     

短视频侵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认定

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短视频侵权中的注意义务,是平衡原作品著作权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认定,是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前提。平台参与短视频制作,直播平台上视频产品的权利归属,平台在短视频上加注水印,平台与用户权利和义务的划定,有助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认定。影响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认定的因素是多元的。短视频制作者所侵犯的影视、综艺节目等作品的知名度,案涉视频的时长,《用户服务协议》中的侵权告知条款,网络平台引诱用户上传侵权视频的行为,平台因侵权视频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平台人工审查程序的存在,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短视频侵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认定。     

论名誉权保护的刑民协调必要性——以行为人主观状态为中心

我国刑法与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存在差异。在损害他人名誉事实非真实性的主观状态上,刑法采“故意捏造”标准,而民法采“合理核实义务”标准。虽然法律部门差异和刑法谦抑可作为解释理由。但我国的刑民差异与美、德等国不同,这些国家均有其实现刑民协调关系的机制。就体系性而言,我国诽谤法律调整的刑民差异导致法秩序整体的不协调。就价值判断而言,刑法的标准导致言论自由处于优势保护地位,在民法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则处于同等的位阶,刑民差异与宪法价值秩序统一原则相悖。就实际效果而言,刑法将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不实言论排除在外,将造成名誉权刑法保护的畸轻或畸重。刑法与民法均以合理核实义务标准为基本规则更可取。在涉及公众人物或公共利益以及多次转发等情形,刑法与民法对于名誉权保护也存在协调的必要性。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论政府与公民社会在危机管理中的合作与互动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公民社会应是在政府主导下,公民社会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相辅相成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一种机制的确立并完善,是社会快速、有效防范化解危机的重要方略。     

当代中国乡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三种形式

二十世纪中后期,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关注的主导性论题,公民参与慢慢从传统政治参与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转变。近三十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参与运动不断走强,我国城乡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实践活动。在乡村,目前公民直接参与行政主要有三种形式: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村民自治和非制度参与,每种形式都有其优缺点,政府应加以适当引导。     

浅谈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崭新话题。但是在现阶段,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制约和挑战。因此必须强化公民参与意识,拓宽公民参与渠道,以提升我国的公共政策质量。     

WTO义务减让表的解释问题

本文论述WTO减让表的法律解释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减让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1、32、33条的运用,而忽略了减让表谈判、草拟、缔结的单边性,导致减让表的解释面临重重困境。本文梳理了专家组、上诉机构在个案中解释减让表的具体步骤,指出减让表解释目前面临困境的根源,提出减让表解释可以援用其他的解释方法。减让表解释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开阔眼界,认识到发挥WTO裁判机构司法能动性的重要意义,促进法律解释学的发展以及国际法最终体系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取得明显进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影响并制约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