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TM机频出假币事件探讨银行责任

银行ATM机频出假币事件引发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危机。持卡人举证责任范围、银行交易安全保证职责都涉及双方切身利益。对于该事件法律关系划分是合同、侵权还是消法维权等问题,关系持卡人交易损失原则适用。应建立持卡人交易损失的救助机制,最大限度地保护持卡人利益。     

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利益衡量与内涵阐释

董事勤勉义务是信义义务的重要内容,通过追究董事基于信义义务引致的责任来降低代理成本成为公司法保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重要调整手段。但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勤勉义务过于原则和空洞,不具有可操作性,无法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这也导致法院审查董事勤勉义务标准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股东想要追究董事勤勉义务项下的责任非常困难。一方面,董事勤勉义务的制度利益需要继续维持;另一方面,公司法需要对勤勉义务的内容作出清晰的界定,勤勉义务的规则应当采用“3+X”的立法技术,以知情、监督及合规作为勤勉义务的明确示例,以兜底条款规定勤勉义务的一般要求。勤勉义务与商业判断规则的关系需要厘清,商业判断规则与勤勉义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既是法院的审查标准,也是当事人之间责任分配的程序规则。司法中还应当结合判例制度,对公司所处行业、控制股东影响力等因素进行审查。     

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在过去20多年中,西方政治思想不断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关于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研究。协商民主补充和完善了当代西方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而公民社会的提出则丰富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虽然是两种独立的理论,但都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它们是民主化的两个重要作用力,它们倡导理性、有责任心的公民的积极参与,基于组织化的社团运作。理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对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民主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主制度供给与公民精神化育

和谐社会构建是一项宏大系统的综合工程,需要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建设.由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制度供给与公民文化养成之间不相协调的时滞效应,因此,在公民观念淡薄、公民精神缺乏与制度供给不足并存的现状下,应该通过完善和创新制度,在民主制度供给下使公民在嵌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养成公民精神,以期民主制度在公民精神的关照下得到更加理性地建构.为此,当下应该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培育公民社会,推进和创新基层民主,在民主制度建构中化育公民精神,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短视频侵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认定

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短视频侵权中的注意义务,是平衡原作品著作权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认定,是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前提。平台参与短视频制作,直播平台上视频产品的权利归属,平台在短视频上加注水印,平台与用户权利和义务的划定,有助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认定。影响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认定的因素是多元的。短视频制作者所侵犯的影视、综艺节目等作品的知名度,案涉视频的时长,《用户服务协议》中的侵权告知条款,网络平台引诱用户上传侵权视频的行为,平台因侵权视频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平台人工审查程序的存在,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短视频侵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认定。     

WTO义务减让表的解释问题

本文论述WTO减让表的法律解释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减让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1、32、33条的运用,而忽略了减让表谈判、草拟、缔结的单边性,导致减让表的解释面临重重困境。本文梳理了专家组、上诉机构在个案中解释减让表的具体步骤,指出减让表解释目前面临困境的根源,提出减让表解释可以援用其他的解释方法。减让表解释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开阔眼界,认识到发挥WTO裁判机构司法能动性的重要意义,促进法律解释学的发展以及国际法最终体系化的发展。     

论政府与公民社会在危机管理中的合作与互动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公民社会应是在政府主导下,公民社会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相辅相成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一种机制的确立并完善,是社会快速、有效防范化解危机的重要方略。     

论名誉权保护的刑民协调必要性——以行为人主观状态为中心

我国刑法与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存在差异。在损害他人名誉事实非真实性的主观状态上,刑法采“故意捏造”标准,而民法采“合理核实义务”标准。虽然法律部门差异和刑法谦抑可作为解释理由。但我国的刑民差异与美、德等国不同,这些国家均有其实现刑民协调关系的机制。就体系性而言,我国诽谤法律调整的刑民差异导致法秩序整体的不协调。就价值判断而言,刑法的标准导致言论自由处于优势保护地位,在民法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则处于同等的位阶,刑民差异与宪法价值秩序统一原则相悖。就实际效果而言,刑法将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不实言论排除在外,将造成名誉权刑法保护的畸轻或畸重。刑法与民法均以合理核实义务标准为基本规则更可取。在涉及公众人物或公共利益以及多次转发等情形,刑法与民法对于名誉权保护也存在协调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