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公司商业机会认定逻辑的探究

新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对公司机会规则从主体范围、除外事由方面做了修订,但是对公司机会的概念仍缺乏清晰的界定。立法的模糊将不利于我国司法对公司机会的认定达成适用标准的统一、法律适用的一致。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美国判例法的规则和我国学者的观点,进而明确我国司法对公司机会的认定标准。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略探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是新近修改公布的一个罪名,与原先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相比,其增添了一些与原刑法第161条条文完全不同的新内容。包括犯罪主体的扩大,公司、企业负有依法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披露信息义务的明确,“其他严重情节”犯罪结果要件上的堵截等。     

刍议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的法律防范与救济

文章详细阐释各国有关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各种防范、救济措施及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之现状,通过论述提出为完善对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防范与救济,我国《公司法》需在总则中明确规定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增加限定股东会召开的最低表决权数规定、完善控制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与股东诉讼制度。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现状与其改进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视也随之提高。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演艺明星,几乎每个群体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由于信息技术发展速度过快,所以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并没有跟上发展速度。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也使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更容易遭到他人的侵犯。在信息化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也成为数据资产的一部分。所以有许多不良企业、不法商家将公民的个人信息售卖给相应机构。因此,本文将具体讨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当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相关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医疗纠纷中“告知内容”精致化的反思——以“幽灵手术”案件为视角

“幽灵手术”是在未经病患同意的情况下,由其他医师甚至非医师替代完成手术。该现象已然引起我国社会的热烈关注,但是,法律界探讨尤显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确立了医疗告知制度,然而,对主刀医师资讯及参与手术方式是否应当纳入告知范畴付诸阙如。司法在模糊立法状态下对“幽灵手术”的立场呈多样性、复杂性。通过内生价值、伦理价值、社会价值的三重考量,并结合域内外观点和案例的探讨,司法对“幽灵手术”态度应当明朗。规制“幽灵手术”应先规范医疗告知制度,进而理清如何审查认定“替代医师”是否存在。     

论我国社会资本积累与公民政策参与的良性互动

社会资本与公民政策参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因而为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存在诸多缺陷,制约着公民参与.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我国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通过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加快发展公民参与的载体--民问组织,加强制度的有效供给等,从而形成构建社会资本积累与公民政策参与优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办商合作：公共决策中民意表达与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民意是公共决策的社会基础.如何能够促使纷繁复杂的社会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和合理整合呢?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票决是近代以来公共决策中最主要的民意表达和聚合的重要方式.然而,作为票决主体的公民的原子化个体存在、票决过程中民意表达的断点式形式以及公民意见交融机制的缺乏,致使公共决策遇到诸多困难.而与之相对的协商合作方式因其具有平等、公开、程序化和连续性的特点,则能较好地克服票决方式的缺陷,使之成为公共决策过程中更加便捷和通达的民意表达和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浅论隐私权的立法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我国隐私权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其原因除人们的认识差距外,更重要的是我国法律对此无完整的规范。隐私权有明确的定义、特征、内容和构成要件。我国现行法律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采取了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建议关于隐私权的保护应在保护公民人身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法律即民法通则中有所体现,使隐私权和公民的其他人格权一样,在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     

新闻报道的权利与义务论析

本文就目前我国新闻机构与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新闻报道中的主要权利与义务进行阐述 ,并提出一些立法建议。     

试析现阶段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及对策

公安机关向证人取证是依法进行的一项专门性业务活动。然而,在近几年的公安工作中,许多证人由于有惧怕心理,本位思想,情谊症结,对立或不信任等心理因素,不愿意提供证言,甚至拒绝作证,使案件取证工作进展迟缓,影响案件的调查和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