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表

2006～2007年中国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在各地陆续进行,在这次选举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代表候选人推荐表(以下简称推荐表)。推荐代表候选人是公民选举权的表现之一。按照选举法规定,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各政党、各人民团体、选民10人以上联名,有权推荐代表候选人。     

我国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2016年修正及其评介

我国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2016年12月28日进行了最为全面的一次修正,并已于2017年6月28日施行。其修正动因包括通过亚太洗钱防制组织评鉴、兆丰银行纽约分行遭美裁罚案的推动、接轨洗钱防制国际规范等多重面向。其修正重点包括提升洗钱犯罪追诉可能性、建置透明化资金流轨迹、落实洗钱防制体制、强化洗钱防制国际合作等四个方面。其配套修正包括出台“洗钱防制法”相关配套实施规则,修正“洗钱防制法”关联他法中洗钱防制配套条款,制定“洗钱防制法”相关义务主体指引规则。对台湾地区2016年“洗钱防制法”修正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其在立法目的校正、接轨国际规范、洗钱判断标准等方面有着较为成功的经验,但与洗钱防制的应然需求相比还存在着立法表达落差、关联他法不协调、本土经验欠缺等不足之处。     

略论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注重在公共理性和共同“善”观念的基础上, 通过讨论和协商的方式来达成 法律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以其公共性、平等性、责任性和一致性等特征超越了选举民主的理论 悖论, 并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相勾连;它通过强调参与、协商和讨论等具体方式而摆脱了选举民 主的在中国所面临的实践困境, 并与党的领导相融洽。因此, 协商民主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行行为责任人的义务之源——以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为主要考察对象

江歌案中刘暖曦的行为是引发危险的先行行为。在江秋莲诉刘暖曦案中,欲准确适用法律,需要探究先行行为责任人的义务之源。安全保障义务因其主体类型的特定、义务人应承担的补充责任以及义务内容的无法确定而不存在适用的可能;但德国社会交往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可以助力于法律论证。《民法典》中的法定救助义务也有被适用的空间,但面临着类推适用存在性质、程度和结果的障碍。对刘暖曦因其先行行为附加注意义务是适宜的,注意义务的核心是对风险应避免而未避免。当我们无法从具体义务中寻找更适宜的义务之源时,注意义务担当了侵权责任中一般条款的功能。刘暖曦的义务或许可以在关系性契约所要求的善意、合作和帮助中寻找到更有力的支撑。     

关于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之研究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也包括证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由于我国没有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这就使得证人作证制度不够完善,难以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借鉴英、美、日等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必须确立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建立证人豁免制度,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以此切实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刑事诉讼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试论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消费者知情权对应的主要是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我国现行《消法》克服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愿说明义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对《消法》的模糊性规定予以修正,明文规定经营者四种情形下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论刑事诉讼中的单位作证

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在我国特有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扮演着特别而又重要的角色,在经济、文化、司法领域从事着积极的活动。在刑事案件中,对于某些事实由单位出具证明材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象民事诉讼法那样明文规定单位的作证资格和法律地位。笔者认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忽视甚至排除、否定单位在刑事诉讼证明中的作用是不客观的法律,应当赋予单位证人的资格。     

公民基本权利野视下国家义务的边界

国家义务直接来源于公民基本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然而国家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国家义务以国家权力为运行动力,过度强调国家义务将导致自由丧失殆尽,强调基本权利研究范式转变的同时必须研究国家义务边界。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理性和国家能力决定了国家义务所能达到的最大场域;从基本权利层面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是对国家义务的边界进一步的具体化;从具体法律原则层面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着国家的实然义务边界。然而,确定国家义务边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注意国家义务边界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确定国家义务边界的各种机制应有共同的目标模式,国家保障基本权利应适时。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法律关系解读

从法律关系的视角,探析我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的法理意蕴,应当强调公民是人权关系的权利主体,而国家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国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中担当义务主体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同时要正确理解国家概念及其变化、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人权主体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关涉权利平等问题,个人人权、集体人权和群体人权的性质各不相同。人权的分类既有传统的分类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分类方法,国家尊重人权的义务和保障人权的义务是两种内涵不同的义务。     

我国公民非典型参与及其文化隐喻——以个案为研究视角

囿于民主政治自身之发育水平,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由此决定了非典型参与成为中国公民满足其参与意愿的主要模式。从公民文化的研究角度看,当前非典型参与之个案,如邓玉娇案、周久耕事件、躲猫猫事件、石首事件等,隐喻着我国公民文化的某些特质,如侠客文化、睡狗文化、乌鸦文化、无赖文化等特质。将这些个案所隐喻的特质串联起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展示当下我国公民文化的整体概貌,揭示其未来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