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大怪”,黑中国企业

从以往的经验看,似乎候选人对中国的态度越"强硬",就越不会丢掉选票。这一次,奥巴马罕见地直接出面叫停中资收购案。每到美国大选年,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叫嚣声就会变得频繁起来。只不过,今年的论调中,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被叫得格外响亮。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装备制造企业三一集团(以下简称"三一")便"躺着中枪"。2012...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自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提出“环境权”这一概念以来,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学的理论基础与核心,中外法学界对环境权理论研究相当的关注,环境权的理论研究呈现一片繁荣。在本文中,笔者选取“公民环境权”的角度,对环境权的性质以及法律保护问题进行探讨。     

试论非传统威胁视角下中国公民海外安全

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是一个多重因素结合而产生的现实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公民海外活动中的安全隐患,既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联合应对非传统威胁,更要公民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中国警方应该结合国际安全环境和本国公民海外活动的特点,积极预防和强力应对。现阶段,建立海外公民安全保护警务机制,加强国际警务合作和提高领事保护能力是我国警方及相关部门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维护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有效途径。     

推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提要】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程度,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水平。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体现了民主和法治、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促进公民个体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体现现代国家行政的公共性。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是未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点,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课题。     

科技定位侦查与隐私权的层级保护——以美国Carpenter案为视角

以手机定位为代表的科技定位侦查在提升侦查效益的同时,也诱发了侵犯隐私的数据危机,并引起了隐私权、第三方机构数据控制权与刑事侦查权之间的利益博弈。对此,美国Carpenter案作为隐私权层级化保护的标杆式案例,判定公民对手机基站定位信息享有隐私合理期待。该案不仅在侦查调取阶段重塑了隐私权的判断标准,还在侦查分析阶段凸显了隐私利益的层级化特征,进而引发了程序控制的重点由信息收集环节向信息分析环节的转移。相比之下,我国隐私权保护呈现统合性特征。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经验,以侦查行为和信息特质为脉络,建立数据分级调取机制,创设"数据分析"侦查措施,赋予信息主体各项数据权利,改造技术侦查中的监控条款,形成"调取—分析—监控"的梯级诉讼程序,以实现隐私权的层级化保护。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文作准本问题研究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是联合国制定的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它不是规定国际法主体之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规定了个人的各种重要权利和该公约成员国共同承担保障个人权利的责任。该公约有不同的中文本,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1966年通过时的文本,称《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个是2002年联合国秘书长应中国政府要求将原中文本的"盟约"一词改为"公约"(以下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皆简称为"该公约"),并通知世界各国,将该公约中文名称改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文本;第三个文本时间和来源不详,是国内外广泛流传和引用的现代汉语文本,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还有其他若干不同文本,主要是标题名称的不同,此处不作详细论述。(1)这三个文本中只有第二个中文本,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其他中文本不应当同时具有法律效力。该公约的中文本实际上是根据该公约英文本翻译而成的,而且都存在不少翻译痕迹和错误。中国已经签署了该公约,(2)应当根据法律程序确定符合中国法...     

刑事侦查中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的规制

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已经成为刑事侦查的必要手段,但此种行为可能导致控辩力量对比失衡和侵犯公民隐私权及个人信息安全的风险。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往往具有侵入性,具有强制侦查的特征,属于广义之搜查,因此传统以隐私权保护之逻辑对其进行规制,具体而言包括外部的令状主义与司法审查和内部的审批两种类型。但隐私权保护路径存在不足,可以通过数据权利保护的方式予以弥补,例如区分远程在线提取的一般数据和敏感数据、增强对辩方数据权利的保障、明确有关机关应承担的避免数据滥用之义务等,从而实现刑事侦查中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制度的合理运行。     

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在过去20多年中,西方政治思想不断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关于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研究。协商民主补充和完善了当代西方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而公民社会的提出则丰富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虽然是两种独立的理论,但都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它们是民主化的两个重要作用力,它们倡导理性、有责任心的公民的积极参与,基于组织化的社团运作。理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对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民主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主制度供给与公民精神化育

和谐社会构建是一项宏大系统的综合工程,需要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建设.由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制度供给与公民文化养成之间不相协调的时滞效应,因此,在公民观念淡薄、公民精神缺乏与制度供给不足并存的现状下,应该通过完善和创新制度,在民主制度供给下使公民在嵌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养成公民精神,以期民主制度在公民精神的关照下得到更加理性地建构.为此,当下应该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培育公民社会,推进和创新基层民主,在民主制度建构中化育公民精神,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