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青年社会化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青年社会化是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应从强化青年社会化的四个意识、做好新时期青年社会化的四个结合、促进青年社会化的四个提高等方面来实现青年社会化工作的创新和发展。     

市场结构优化与苏南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苏南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课题。同世界产业市场寡头化发展趋势相比,苏南产业市场表现为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这一市场结构严重影响了苏南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和知识经济成分的培育。因此,推进苏南地区市场结构寡头化,是加快苏南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路径。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正当化理论说明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正当性需要在一定的论域下运用适当的方法方可证成。该制度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和体系地位,本身的正当性问题需要结合其他方式进行论证,而反对该制度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是有欠妥当之处的。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变革

大数据信息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变革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教育对象学习需求的精准识别、教育效果的精准评估及教育资源的精准推送都为教育的精准化变革提供助力。但高校思政课教师缺乏大数据治理理念、高校缺乏相关的数据平台建设、精准化教育评价受数据壁垒的阻碍及数据信息安全风险的存在,严重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变革的实现。因此,高校应重视教师数据治理理念的培育,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建设完善的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和安全保障机制,为应用大数据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变革的实现奠定基础。     

网络犯罪形态的碎片化与刑事治理的体系化

罪刑规范的基本架构以实行行为为重心,符合传统犯罪的规制需要,但在网络犯罪方面则应对不足。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犯罪纵向精细切割,横向分工细化,交错而成利益链条,形成复杂的网络犯罪生态。这导致实行行为的中心地位不复存在,犯罪的单一性和完整性被打破,传统的罪刑规范适用于网络犯罪呈现出碎片化局面。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网络犯罪规则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应对网络犯罪刑法适用碎片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秉持“分而治之”的对策,在多个维度采取措施,但成效尚不明显,应对思路还有不足。立足未来,应当对网络犯罪坚持生态治理的刑事对策,完善网络刑法体系,做到罪名完备、实体与程序融合、法律与技术融通,以整合性应对碎片化实现网络犯罪刑事治理的体系化。     

论国际环境责任的私法化

科技发展及人们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在客观上增加了对地球环境的压力。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热切的期望与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屡屡受挫,是一种不应有的现状。“国际环境责任”是造成这种状态的桎梏之一。以往国际法中国家责任的惟一性,已经不能适用社会发展的节奏了,国际环境责任多元化已经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

欧洲化已经成为近年来欧洲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学术议题,它意味着欧盟框架下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欧洲化正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影响着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它不仅引发成员国诸多政策领域的欧洲化,而且导致其中央政府部门之间、部门内部部长与官员之间关系的变化,推动成员国政府机构不断调整决策方式,地方政府也出现了谋求更多自主权的趋势。     

跨界海洋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问题探讨

国家责任的承担似乎是跨界海洋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必然结果,但缘于就此领域国家责任承担的法理论与法实践的困扰和障碍,使得跨界海洋环境损害责任私法化趋势明显,而且以广泛国际合作为基础的针对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风险预防机制的强化将弱化责任追究本身的重要性。     

空间正义视域下绿色城市更新的实践困境与应对路径

在“双碳”政策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绿色城市迫切要求转变城市更新的高能耗发展模式,探索更新路径。基于空间正义理论,在绿色城市更新过程中存在对部分个人利益的忽视,使得空间正义的实现面临困境,其实质是城市更新在空间生产中未能有效平衡和兼顾各方主体需求从而造成空间利益分配失衡。具体而言,空间正义的实现问题包括忽视对部分主体的正当权益保障、对弱势群体保护不足、导致“绿色绅士化”现象等。未来绿色城市更新应明确共同治理模式,完善更新启动、内容与结果的制度保障,从而最大限度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媒介本体化与文艺批评属性的变异

数字技术正在使媒介的属性由文化建构的工具变为文化建构的主体因素,也使媒介哲学在工具理性基础上开始了本体化进程。文艺批评作为文化建构的重要环节,在媒介本体化进程中,正在由学术论坛变异为公众舆论场,并表现出公众性、话题性、对话性和多元性特征。作为文艺批评的文艺公众舆论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兴公共领域,并与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等西方学者论述的公共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这一由数字虚拟空间构成的新兴公共领域正在因公共性的缺位,表现出种种批评乱象,亟待在学术和实践层面进行重新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