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家庭”的“最美密码”——探访“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最美教子有方家庭”杨兴明家庭

2014年2月24日,首都机场,黄伟登上南下的飞机。同一天,广州火车站。郑太芳登上北上的火车。2月25日,没买上票的谢小东,决定开车从新疆南下。他们向着同一个终点进发——武隆县羊角镇石床村。“2月27日是外祖母（杨兴明）90岁大寿,家训教导我们这些子孙,无论多远都耍赶回来尽孝。”谢小东说。这天一大早,黄家老屋前。     

找人

<正>找人是大多数调查报道的难题。在采访中,深喉总是令人期待的,但却并不总是存在。怎么办?一名资深人士教过我一招:了解被采写对象跟谁分歧最多,往往蕴含着采访良机。一次,为了拿到某市前市委书记贪腐的证据,通过各种途径,我找到了两个被认为与其不和的官员。只是,他们要么离核心事实太远,要么对我怀有警惕。3天下来,几无突破。持续努力下,终于在第4天晚上,通过一个朋友的引荐,我参加了一个饭局。饭局的客人中,有一名官员很看不惯前市委书记的一些做派。我搜过一些网帖,证实这个线索基本靠谱。     

劳动争议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

我国劳动争议的证明责任规范呈现碎片化、粗糙化倾向,实务中存在对劳动争议证明责任二元结构理解的混沌状态。司法实践呼唤劳动争议证明责任规范走向体系化、精细化,客观公正目标的实现需要主观证明责任的理性回归。文书提出命令和证明妨碍制度提供了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主观证明责任的契机;立法规范应当立足待证事实,完善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客观证明责任理论体系。关于劳动争议案件中工资待遇、管理行为和公司单方控制证据的特别事实要件,应由用人单位负担客观证明责任,其余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应符合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一般立场。     

行刑衔接视角下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的治理

对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进行行政处罚抑或刑事处罚,应当在恐怖主义治理大格局中考量。恐怖主义治理应坚持以《反恐法》为核心,慎重启动持有型犯罪。在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出行入刑"中,除了"情节严重"的考察,还应坚持刑法规范意义的独立评价,并重视"但书"的出罪功能。在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下,过错应当是行政处罚的要件,行为人罪过的生成应当以过错为前提,但罪过有独立判断标准,在认定过程中也不应机械套用过错推定。     

晈定“金山”不放松 十年“王权”梦成空

“兄弟,应酬完了没?去你家楼下聊几句。”涉案留置对象冯某手机里的一条短信引起广东省广州市纪委监委办案人员的注意。“留置不能解除了,请你将涉及这条信息的人和事交代清楚。”面对办案人员出示的证据,冯某只得将短信中涉及的人员及线索和盘托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继康严重违纪违法事实就此浮出水面。     

行政诉讼调解适用:问题检视、误区与策应

2014年《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有限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其在解决争议、消弭冲突方面作用显著。但也暴露出调解书案件事实陈述过于简单、行政机关随意改变行政行为、以调解结案为由不公开行政调解书等问题。这些问题源于调解与案件事实认定、裁量权与处分权以及调解的保密与公开等关系上的认识误区。为了规范行政诉讼调解之适用,应当确保在行政诉讼调解之前完成证据交换与质证以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强化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内容的审查,对涉及第三人或公共利益案件的调解进行特别处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态度对待行政调解书。     

信息技术是检察机关“战疫”的重要手段

作为首批全国科技强检示范院、全国智慧公诉试点单位、最高检智慧检务研究院河南分实验室,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在疫情时期推动信息化的应用,实现了执法办案的提质增效。突如其来的疫情特殊时期,司法机关传统的办案模式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借助信息技术确保检察机关业务不断、办案规范、科学高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成要件与诉讼证明关系论纲

刑事程序法以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刑事实体法以犯罪事实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来认定犯罪。构成要件与诉讼证明以犯罪事实为纽带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犯罪构成要件通过对犯罪事实的勾勒和形塑决定证明方向，划定证明范围，依据不同要件的分类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证明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实践中惯常性的证明困难倒逼犯罪构成要件就其结构和具体要素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正。引入绝对责任和客观处罚条件、构建阶梯型罪名、设立抽象危险犯、建立推定制度以及通过刑法解释合理缩减证明范围，将主观要件类型化为若干客观情节都是刑法为了满足证明的需要就犯罪构成要件作出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