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犯撤回教唆行为的定性与量刑

故意伤害共同犯罪中,教唆犯在实行犯开始实施故意伤害行为之前及过程中,撤回教唆意思并极力进行拦阻的,如果未能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仍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但在量刑时可酌情考虑。     

过失共犯理论探究及其类型展开

社会发展促使过失犯罪领域出现了新形态,主张过失共同犯罪的学说日渐引起关注.当前的争论主要限定在刑法诠释学的范畴内进行,大陆法系主流立场尚不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的成立,行为共同说作为其理论根基并非绝对;当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整体上对特定法益形成了具有结果属性的现实危险,其中的危险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结果,并且在规范判断上存在择一或者重复的因果关系时,过失共同正犯得以成立.承认过失共同正犯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是否承认其实牵涉到其他实质考虑.过失共同犯罪理论应限定在过失共同正犯领域,具体适用主要有三种类型.共同犯罪向过失犯领域扩张,合理反映了现代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也体现了刑事实体法对被害人法益的重视,我国将来在立法论上有必要予以肯定.     

“毒鸳鸯”落网记

2008年9月,南昌市中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并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其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死刑,     

担任赌博网站代理接受投注构成开设赌场罪

以营利为目的,在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应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对策

以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困惑与疑难。其原因在于其忽视了有组织犯罪不同于一般共同犯罪和普通集团犯罪的特殊性。相较于一般共同犯罪和普通的集团犯罪，有组织犯罪已经形成或者意欲形成“组织体之恶”，属于“组织体”的犯罪，在刑事立法上应予以区别对待。超越实践困境的途径，一是改革治理有组织犯罪的立法策略，二是完善有组织犯罪的具体立法规范。     

对向犯理论的适用：向制假者购买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不应定罪

购买伪造的身份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需要;向制假者提供身份证信息并要求购买该伪造的身份证的行为不能根据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认定为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是对向犯理论的当然适用。向制假者购买身份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是一般违法行为,但利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从事其他活动触犯刑法的,则另行处理。     

未成年人分案起诉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基于175份检察官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一、调查研究的相关说明（一）研究背景分案起诉制度是人民检察院对于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在不妨碍整个案件审理的情况下．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分案，分别以独立案件提起诉讼，法院分别受理的制度。分案起诉制度在我国虽然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但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     

何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李某,男,22岁,无业 何某,男,20岁,无业。 1999年8月一天晚上8时许,犯罪嫌疑人李某、何某二人在某工厂附近的马路上闲逛,这时迎面走来一位约20岁上下的女青年方某,二人见左右无人顿起邪念,遂上前拦住方某,并提出要与其交朋友的无理要求。在遭到方某严词拒绝后,二人即分别上去一个捂嘴,一个抱腰将方某拖至路边草丛中,先是李某强奸,尔后当何某正欲对方某实施奸淫时,恰巧被巡逻至此的联防队员当场发觉、抓获。     

上游犯罪行为人尚未定罪,如何认定洗钱罪

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上游犯罪,就没有洗钱罪等下游犯罪。那么,洗钱罪的成立是否必须以上游犯罪行为人被定罪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经法院定罪,是否就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洗钱罪?本案是刑法修正案(六)及反洗钱法施行后,全国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洗钱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意义。请看     

李某凯强奸案的争议与分析——威胁下帮助行为的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威胁下的帮助行为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但也可能是避险过当。避险过当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虽然刑法并不因为一个人性格懦弱而免除他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但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情况在对其适用刑罚处罚的时候也必须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