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人文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

当今,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性问题,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调动人类一切文化资源,尤其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家人文主义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应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化,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智慧和思想资源。     

“爱国者治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大首次把“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新征程香港治理作出的战略部署。文章阐释了这一根本原则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认为从历史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底线;从理论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坚守“一国两制”初心和使命的根本要求;从实践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解决“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代呼唤。这三个逻辑内在贯通,辩证统一,密不可分。     

深刻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鲜明的基础性、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和普适性;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继承和创新,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追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提供道路指引,为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给出中国方案。只有科学把握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建设美丽中国。     

貌离神合：家庭财产法对传统家观念的呈现

在家庭财产法这一中观领域,我国传统家族法与现代婚姻继承法在制度、功能以及正当性方面皆有共通之处,均以秉持家庭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兼顾家庭成员的个人自由,可谓“貌离神合”。夫妻共同财产制可视为一种新型的同居共财关系且区别于共同共有。家产的对外处分、债务承担以及对内管理以家庭利益为重;当家和日常家事代理仅限于必要范围;非家庭正当原因的负债被排除出家庭债务或夫妻债务范畴。同居共财下的父债子还不是继承法而是家庭财产法问题,与个人财产制下的限定继承并不冲突。家庭财产之外的特有财产常见于随嫁财产以及父母为子女结婚或购房出资,家产代际传承的功能决定了其为对子女一方的赠与且不考虑出资时点。为了家庭利益应区分特有财产的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分别确定婚后归属,遵循但避免僵化适用不转化规则。家产的解体分割和代际传承具有同一性,继承顺位、份额等内容皆强调孝文化及成员贡献度。现代法仅规定死后继承,分家传统呈现为父母对部分子女的生前特别赠与,应适用归扣制度以平衡诸子利益。同居共财只适配法定继承而实质排除遗嘱,现代法强调个人财产权、遗嘱继承和男女平等,但导致遗嘱自由和男女继承权平等的冲突等新问题。     

“抑恶”之上的“扬善”：以社会契约重塑校外培训生态——兼与申素平、吴楠商榷

申素平、吴楠从合法性和最佳性的视角审视了校外培训执法模式的痛点,为校外培训治理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方案。但校外培训的善治格局不仅需要发挥执法模式的“抑恶”效能,更需要社会参与的协同共治模式迸发出“扬善”能量,从而形塑校外培训治理的社会契约。协同共治模式以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共同参与为主要特征,有助于化解执法模式的监管困局,促成以人为本的高位价值目标,孕育共同体默会的责任自觉,迸发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合力。据此,形塑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共同价值追求,驱动共同体深入明晰并肩负起共同责任,激活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共治合力,将成为助力校外培训协同共治模式全效落实的必要之举。     

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的基本特征、时代使命与优化路径——基于共情传播理论视角

习近平著作的对外传播是新时代中国理论在世界舞台上的集中呈现。以共情传播理论为分析视角,习近平著作的“走出去”已经在叙事逻辑、内容选取、话语方式、平台搭建方面形成一系列积极特征。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复杂多变的传播对象、迭代升级的媒介技术也对习近平著作的对外传播提出更高要求,体系化、精准化、智媒化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习近平著作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的优化路径包括:增加情感交汇点,夯实“命运与共”基础;依据受众特点,制定“点对点”传播方案;推进本土化战略,提升“他乡人”引流效应;以全媒体汇聚传播合力,营造“身体共在”氛围。     

软考核激励：村级治理行政化中的治理动力实现机制——基于鄂中A镇的经验调查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级组织仍能保持治理活力,其核心在于村干部治理动力的合理动员。现代综合考评体系强化了村干部的行政化取向,村级治理唯上性增强。弹性化的考核安排可以释放自治活力。通过其内含的行政-社会激励式动员机制、类中心工作的精力配置办法和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检查强度,促使村干部积极回应村民诉求,实现“软考核激励”效果。作为一种治理管理工具,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重塑互动型的乡村关系,留存村级自治空间;并借助多重激励兼容功能,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最后,在保持治理目标不偏移的情况下,实现行政体系对社会治理资源的总体动员。由于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形塑“国家”与“社会”双强的治理效果,是基层治理体系“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基于主体的三维要素反思

强调人的主体性是现代与传统的分水岭,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基于构建何种主体、如何提升主体的认知能力以及如何理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等三维要素,在比较中辨析中西方现代化本质的区别,可以更加清晰地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从构建何种主体维度来看,相对于西方基于“抽象的人”来建构程序正义的主体观,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构建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民主体史观。从如何提升主体的认知能力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主体自身对理性的认知、更加科学地提升主体对外部时空的认知,从内外部增强了主体的认知能力。从如何理顺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维度来看,相对于西方的竞争式主体关系难以走出公共事务治理的困局,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主体间协商式关系开创了民主治理新范式,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的突围之路。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立足现代化定位,明确提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提出新发展阶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核心要义。研究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维度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和路径。     

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蕴、逻辑与路径研究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是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有力抓手,也是基层治理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本文基于嵌入式治理和适应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意蕴、逻辑机理,并结合实际案例提出权威性参与、思想性参与、责任性参与和日常性参与四种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以期未来为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