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共犯种类--胁从犯--胁从犯的刑法依据和政策依据质疑

以刑法第28条作为胁从犯的存在依据,实属牵强附会,刑法第28条是关于主犯和从犯的补充规定;按作用分类法的理论,胁从犯是不存在的,刑法中只有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辅助作用的规定,一些论者关于胁从犯的"较小作用"、"作用小于从犯"、"作用最小"的观点没有刑法依据.以毛泽东同志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论述作为胁从犯的政策依据,也值得推敲,毛泽东选集中的"胁从"之说在当时主要是指听从"首恶"指挥跟从"首恶"国民党官兵,是今天刑法中"从犯"的立法依据,而不是胁从犯的政策渊源.     

转化犯基本问题新论

目前有关转化犯研究的分歧颇多 ,特别是对转化犯的基础、转化犯的主观罪过、转化犯的犯罪形态和转化犯的共同犯罪分歧很大。对这些基本问题 ,结合各种分歧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转化犯这种新型犯罪形态 ,也有助于转化犯理论体系和法律设置的完善。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口供由历史上的“证据之王”生成的“无供不录案”证据规则到口供未经补强不得定案的证据法则 ,出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反叛 ;随着诉讼程序正当化和人权保障的深入 ,补强证据法则也由强化自由心证的实质规则转化为自由心证的例外形式规则 ,实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超越式革命。口供补强证据在设定证明案件事实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据的基础上 ,应当构建口供补强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完善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则体系。     

论强制口供的存在必要--沉默权理论与实践反差的思考

沉默权作为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被我国接受.然而,它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反差,而且存在法律文化的冲突,更为关键的是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应当照应社会发展的文明趋势,不能以单纯的人权取向为转移.所以,沉默权作为西方一定历史时期的法律产物,未必适应中国社会,未必是先进的诉讼制度,不应当盲目采纳.而强制口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都是普遍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现象,具有不容忽视的存在理由和存在价值.     

论德日刑法的犯罪支配理论与共谋共同正犯

正犯与共犯如何区分是长期困扰欧陆法系刑法的一个理论难题,而犯罪支配理论则是欧陆刑法中区分正犯和共犯的重要学说之一。犯罪支配理论认为正犯指对于整个犯罪过程,具有操纵性犯罪支配地位的人,而共犯只是整个犯罪过程中的边缘角色,不具有犯罪支配地位。源起于德国的犯罪支配理论不仅能够有效区分正犯和从犯,也能对在日本风行一时的共谋共同正犯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深化欧陆刑法共同犯罪理论研究,以便更好满足刑事司法实践之要求。     

破解“一对一”案件的证明难题

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一对一”案件的证明是刑事审判中的一大难题,而这一问题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此类案件中,往往只有行贿者与受贿者而无第三人在场,难以收集到或者根本没有耳闻目睹的证人证言,也很难获得足量的间接证据。收集到的证据难以达到证据确凿、充分这一要求。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口供补强规则等程序制度,以适应当前打击职务犯罪的迫切需要。     

教唆犯理论中两个问题的研究

共犯理论被学者称之为刑法学中的"迷宫",而教唆犯绝对可称之为这一"迷宫"里最为复杂和深邃的领域.由于其特殊性和特有的魅力,教唆犯问题历来是学者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教唆行为部分还有许多内容可以深入挖掘,对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理解和适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英美刑法共犯制度研究

从制度外观和制度内涵上看,英美刑法中的共犯制度可以被视为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于大陆法系区分制共犯制度立法,英美刑法对于未导致实质犯罪的参与犯按照未完成罪来处理,对导致了实质犯罪的参与犯则按照狭义的共犯制度来处理。在＂如何设定参与犯的处罚条件和处罚原则＂这一视角下,被归属于未完成罪的教唆罪、共谋罪和狭义的共犯制度构成了英美共犯制度的整体架构。     

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

由于分别直接关联着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和犯罪的阶段形态,故＂片面共犯＂、罪数标准和＂意志以外的原因＂,构成了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基于事物的真相,＂片面共犯＂问题应按共同犯罪定性或处置,而罪数标准问题应以＂犯意与刑法特别规定结合说＂予以解答。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对犯罪阶段形态的影响,应立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作用于犯罪意志的程度及最终结果予以解答。     

保险诈骗罪第4款解释路径的法律分析

片面共犯由于违背共同故意要件因而不属于共同犯罪,其不能对保险诈骗罪第4款的法律性质作出合理的解释。保险诈骗罪第4款既不属于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也不属于想象竞合和法规竞合,其是法律文本主义的当然解释,亦是大竞合理论下,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的当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