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狗咬人如何管

6月28日,四川泸州某小区门口,一只藏獒咬伤一名妇女,藏獒被民警当场击毙;6月27日,辽宁大连旅顺区一藏獒咬死一小女孩,犬主被刑事拘留;6月24日,北京昌平两只藏獒从某公司院内蹿出咬伤3名路人,犬主被处罚,藏獒被带走留检;6月13日,辽宁庄河街面上一只大藏獒见人就咬,多人被咬伤,特警队员将其击毙;6月3日,山西运城一名8岁小女孩遭藏獒撕咬,经过路人营救,小女孩脱险…… 烈性犬伤人,如何处理犬只?饲养者到底该承担什么责任?相关管理措施又该如何完善?     

单一制正犯体系之质疑——兼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单一制正犯体系近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主张我国立法也属于单一制正犯体系。单一制正犯体系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片面追求克服处罚漏洞而又不能完全消除处罚漏洞以及有损构成要件定型性等诸多缺陷，并不值得提倡。我国刑法规定及其司法适用说明我国属于区分制正犯体系。以区分制正犯体系的立法为基础，构建精致化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共犯理论体系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论警察的自由裁量权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国家赋予警察部门及警察人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乃是有正当根据的,但是警察自由裁量权必须受到规制,同时,需从经费及人员、法制建设及外部监督、执法过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及信息公开与程序参与四个方面来保障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关于我国工资保障立法的建议

一、加大欠薪处罚力度。一是建议比较和借鉴国外及地区的相关法律修改《劳动法》,或者在工资立法的法律责任中明确欠薪行为系违法行为。二是建议修改《刑法》第244条。二、在部分行业缩短工资支付周期。     

共犯关系脱离新论——以脱离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为切入点

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问题,"因果关系切断说"因符合现行以因果共犯论作为共犯处罚根据的理论构架,占据着处理该问题的通说地位。但是该说也暴露出了脱离标准过于严格的问题,因此围绕因果性的切断进行"规范地"软化处理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有力观点。但是该处理方法也暴露自身标准不明确的缺陷。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望采取这样的理论结构,即基于先前行为作为义务理论,认定脱离者脱离前行为对于其他共犯人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不存在作为义务,因此不用绝对实行原先基于因果关系切断说所要求的"避免结果发生方能排除因果性影响"这一条件。这使得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对是否避免结果发生进行了更具有理论整合性的处理,而不仅仅只是从因果关系的有无层面进行自然性的考察。     

欧洲：嫖客有罪妓女免责

瑞典：开启一种模式 瑞典在1999年通过了一项处罚一切形式嫖娼行为的法律，但不处罚卖淫行为。瑞典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将嫖娼有罪化而不处罚卖淫行为的欧洲国家。该法律规定的罚金同嫖客收入成正比，最高刑期6个月。     

扮演“人质”帮助犯罪嫌疑人逃匿的行为定性

正一、基本案情被告人程某与被告人邓某某系男女朋友关系,程某经常在邓某某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花园五村7栋9-2号的出租屋内居住。2011年1月31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程某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万达广场的艾夫酒店六楼,持仿真手枪和刀具抢走周某人民币12600元、创维SE89型手机一部。2011年2月11日23时许,民警在南岸区花园五村7栋9-2号被告人邓某某租住处,对程某实施抓捕     

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共犯认定

在电信诈骗案件中,根据帮助取款行为的不同情况,帮助取款者既可能构成电信诈骗犯罪的共犯,也可能独立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行为既遂的判断应采“失控说”的标准,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帮助取款者在诈骗罪既遂之前取款的,应构成帮助犯,在既遂之后取款的,不能构成帮助犯。在电信诈骗帮助犯认识因素的判断中,只要求帮助取款者认识到所取款项可能来源于犯罪活动即可,不要求认识到犯罪种类和诈骗活动的具体细节。同时,电信诈骗帮助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存在诸多区别,不能将所有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均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     

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

被害人承诺以正当化根据为理论基础,以成立条件为核心要素。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涉及刑事责任的大小和有无。因此,只有严格区分和限定被害人承诺成立的有效范围和条件,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