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自首制度研究

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可以作为犯罪的主体。但刑法中的相应制度却并没有进行同步的改变,对犯罪单位能否适用自首制度没有予以明确地规定。文章对自首制度能否适用于单位犯罪主体、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以及相关处罚原则等问题略抒管见。     

共犯与正犯的区分问题研究

共犯概念存在着三个层面。对正犯的理解也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学说。在不同的学说之下,正犯与共犯的关系就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观点。但是,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缺点。对实行行为的操纵,才是正犯的本质所在。     

论共同金融犯罪成员数额认定

共同金融犯罪"数额"认定对共同金融犯罪的定罪和量刑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共同金融犯罪成员数额认定,应当结合共同犯罪总额所达到的量刑幅度和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综合考查。     

刑罚执行法律监督根据简论

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制度是保证刑罚正确、合法的执行的重要保证,是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的宗旨能否实现的重要保障,是依法治国的理想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根据论包含以下命题: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的哲学根据、宪政根据、政治学根据和经济学根据。     

贿赂犯罪中引见者的定罪问题研究

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到历史传统社会价值观影响甚深的国度里,"熟人社会"仍然是其主要特征的代名词,因此,在贿赂犯罪中行受贿双方的行为往往介入了第三人。第三人的"人脉"成为了促成贿赂犯罪的重要因素,其社会危害性很大,而实践中对第三人的行为准确定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第三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更是难以区分行为的性质。本文认为应当从第三人有无职权、是否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来判断。这些判断标准是从刑法典的条文中衍生出来的,希望对刑法的研习者有所裨益。     

股东与法定代表人一起偷税是否认定共犯

针对本案而言．廖某是该电子软件销售公司的经理．对公司的经营具有管理权；廖某利用经理职务在单位犯罪中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蒋某和廖某的决定使单位犯罪得以实施；廖某与蒋某的共同商量．决定体现了该公司的意志。该公司股东只有廖某和蒋某．他们二人的意志当然代表了该公司的意志；杨某所实施的少开财税发票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少缴应纳税的结果均是在廖某，蒋某共同商量的前提下发生的．单位的犯罪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危害结果与蒋某。     

再论结果加重犯中共犯的成立依据

结果加重犯在刑法实务中屡见不鲜,在各国刑法中基本上都规定了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但是对于结果加重犯中共犯的问题,许多国家的刑法并未作具体的规定,学者对该问题也各持己见,实务部门在具体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亦是经常做出迥异的判决。本文试图从外国刑法理论的角度对结果加重犯中共犯的成立给出肯定的回答,以期对司法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     

故意伤害罪并非一定要有轻伤后果

故意伤害罪是最常见的犯罪之一。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司法工作人员认为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故意伤害行为必须致被害人轻伤或重伤（包括致人死亡），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第一，从刑法规定看，虽然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未对具体的伤害后果作出规定，但第二款对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残疾、致人死亡等危害结果的刑事处罚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从逻辑上应当认为，第一款所规定的刑罚就是相对轻伤这种危害结果的。     

变味的“加分”

为保障统计数据质量，维护统计工作秩序，修订后的统计法对统计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温州万名干部下基层

为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根据中共浙江省关于建立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的部署．温州市组织开展了以农村为重点的“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去年3月15日．全市9276名干部赴村(居)、企业帮助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