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共犯本质理论中的行为共同说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共同犯罪成立的理性基础在于犯罪的共同性,而不是行为的共同性。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既有的共犯成立范围理论并不能有力的解决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行为共同理论不仅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理论上共犯形态认定的问题,而且也可以为复杂情况下共犯规则的适用提供理论依据。     

家庭成员能否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共犯问题初探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根据。《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3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们都该怎么办?

陈水扁贪腐并非个人问题,而是确实存在一个共犯结构。更陕地查清此案,给台湾民众一个公道,如此的台湾才会更有尊严,才会更有安全。     

共同犯罪与身份

共犯与身份问题是刑法中的疑难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学说与观点莫衷一是。本文从身份的概念出发，拟着重解决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以及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该如何认定的问题，以期对二者的关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     

对受贿罪共犯范围认定的理解——以“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视角

对非身份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既要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要符合“两高”《意见》的规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必须有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日本刑法中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参与者及其刑事责任——以共犯理论为视角

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处罚的力度,是当前中日两国的共同趋势.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界定侵权行为参与人的刑事责任.本文通过介绍日本的共犯理论,详细分析了对共犯的处罚外延以及在共犯内部如何区分不同共犯类型的具体标准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具体的判例分析,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司法实践中不同的侵权参与人所承担的具体刑事责任.同时,本文还介绍了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法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最后,本文通过分析刑罚在制裁侵权行为方面所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中日两国今后应该共同探讨的几个基本课题.     

论复合行为犯的共同犯罪形态

复合行为犯罪，又称复合行为犯，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一个实行行为内部包含数个不同性质且整体意义上不能独立成罪的危害性自然行为的犯罪。复合行为犯的共犯形态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但由于复合行为犯行为的复杂性，复合行为犯的共犯形态又表现出与单一行为犯共犯形态在犯罪构成、定罪、量刑上的不同，尤其是与复合行为犯关系紧密的共同实行犯和承继的共犯这两种特殊的共犯形态。     

共同贪污犯罪中的数额认定问题

在共同贪污犯罪中 ,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 ,应着重以刑法中的共犯原理为基础 ,根据各共犯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分析 ,区分主次     

论教唆犯的未遂形态

教唆犯的未遂是共同犯罪理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人们习惯于从立法之实然对教唆犯进行研究,使得对教唆犯的未遂形态的认定仅限制在《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上,从本条的立法精神来看,我国《刑法》规定被教唆人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也成立教唆犯未遂,然而这一规定并不合理。对于教唆犯的未遂形态的认定,不应囿于立法之实然规定,应该站在应然高度对教唆犯予以定位。     

少年刑事共犯陆续抓获后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以耿某等3人故意伤害案为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非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附带民事的处理结果，却可能成为刑事和解的重要依据。由于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相对简单、法律依据过于笼统，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成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笔者试以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为例，就刑事案件中多见的共犯陆续抓获后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进行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