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上)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理论研究，长期来恪守“诉讼义务本位”和“审判权力本位”。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权利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改以“诉讼权利”为本位。对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存在各种理论，主张，我国采取的是“私权保护说”和“私法秩序维持说”的结合。在当前，以纠纷解决为依归的诉讼目的观，更契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以此目的观为出发，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和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主要有美国、德国和日本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存在多头执法、职责重叠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模式是创新我国反垄断机构设置的一条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从孙中山、马克思有关论说的特定视角做出的思考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必须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当中进行探讨。结束中国11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经历的，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同三民主义和“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有一定的联系。大官僚资本的产生和迅速膨胀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能再用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比照，已经越来越多地添加进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的社会主叉”以马克思“共产”模式为核心，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孙中山的有关论说，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始终都要关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性，还特别需要澄清劳资关系问题．并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答复“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教养说之比较

中国传统教养说,十分重视父母及家庭对儿童个性的发展,认为父母及家庭是儿童个性发展的主要动因.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则认为儿童个性的发展取决于同伴群体.本文试从二者产生的背景、理论基础、理论观点等方面做一比较,旨在澄清模糊不清的认识.     

论所有权的限制

所有权是一种最为完备、最为充分的物权,所有权制度是物权制度的核心。但任何一项权利都不 是绝对的,所有权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从所有权限制的背景考察和法理基础出发,阐释所有权 应受限制之理由,并对我国所有权限制之状况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对所有权的限制与法律规定所 有权制度的目的是一致的,设定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引 起的人与人之间对物关系的紧张性,那么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同样离不开这一目的。     

消费模式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消费模式的变化可以引致制度变迁和拉动经济发展,其本身也受生产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同时消费模式对人类自身全面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应当充分和科学地利用消费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注意消费模式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     

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必要的;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尚未形成。我们应根据国际法则与我国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再探交往的模式及实现途径

从传统的主客体交往到哈贝马斯的主体间交往,到马克思对主体间交往的进一步探讨,都留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的空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足点出发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本文将追溯哈贝马斯的“主一主”交往模式,联系马克思关于主体的规定和交往中介的概念,以及当代苏州大学的任平教授从历史观的角度提出的由“主-客”与“主-主”双重统一的“主-客-主”基本构架的交往观,来探寻交往的科学模式及实现途径。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模式追求的变迁及相关思考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主导文化模式一直处于“忽左忽右”、“忽东忽西”的无定向之中;而且,由于政治生态等因素的影响,文化的断裂、历史的循环时有发生。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导致文化变革的延拓。因此,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一定要认准文化变迁的总体方向,摒弃文化虚荣心理,排除外在干扰,把握文化脉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切实有所成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新苏南模式的又一次创新实践

鲁迅先生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值得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吃螃蟹”意味着一种勇气。正是这种勇气，让“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的江阴人在率先成为全省首批全面小康达标县（市）后，积极抢抓宏观调控新机遇，全新起航．朝着“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追求目标——“幸福江阴”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