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特点、类型及其解决

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呈现出扩张化、复杂化、多样化、群体化的特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要类型包括土地所有权纠纷、土地收益分配纠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征收纠纷、土地流转纠纷、土地继承权纠纷、土地调整纠纷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思路是:完善相关立法是前提,构建多元化机制是基础,转移农村人口是根本,健全社保体系是关键。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与农地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大量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矛盾因此日益加剧。土地权益是农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直接关系我国农民以及农业、农村的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对农民土地权益与"三农"问题的关系的剖析,可见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战略意义。忽视农民权益的农地制度安排,是导致我国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最根本原因。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对农地制度的创新提出了要求,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是逐步从"集体所有、农户承包"迈向"国家所有、农民永包",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重新引入国家土地征购模式,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并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推进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制度创新

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产权制度起着基本游戏规则的作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是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以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为依据,分析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弊端,得出了深化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即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构建土地流转新机制。     

家庭承包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家庭承包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有关法律规定存在冲突和封闭性的缺陷,但从现实来看,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仍有其存在的基础,根据中国国情和国外土地流转经验,可确定出租、抵押、转包、质押、转让、入股为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方式,但须对流转合同的受让人资格、流转土地的最小面积、土地使用用途等作限制。     

中东欧和独联体转型国家国有农地制度研究述评

许多独联体和中东欧地区国家转型后对农地所有制进行了变革,但并不彻底,还有一定规模的国有农地被保留。相应成立的土地基金等国有农地管理机构,通过出租、出售等经济手段对国有农地进行管理,目的是形成规模合理的农业生产单位,解决农业所有制转型后存在的土地碎片化和生产单位二元结构等问题,提高农业效率,促进农户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一些国有农地管理机构还担负着农村公共服务职能。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确保租约稳定,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和土地交易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对于提高国有农地的使用效率和增强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农地制度变革与农民收入：历史回顾与启示

一、建国后农地制度变革与农民收入历史回顾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农民收入的每一时段的增减与农地制度的变革密不可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由地主私有制到农民私有,由农有私营到农有社营,由农有社营到集体公有公营,由集体公有公营到家庭承包经营四次变革,农民的收入也随之跌宕起伏。这样一种互动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需要铭记,尤其是在今日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更是异常珍贵。     

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农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研究

建国六十年,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经历了前三十年频繁调整及后三十年的相对稳定,实践表明过多的人为调整没有取得农业的高速发展,而近三十年的土地制度催生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业发展成效显著。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市场化对农业产业的深入浸润,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开始凸显缺陷与不足。本文通过纵向探究我国农地制度的演进、横向比较典型国家（地区）的农地制度,提出了＂两级所有、户为基础＂农地所有制度的新构想。     

当代农地流转制度目标的变迁轨迹与启示

建国以来我国农地流转制度设计目标经历了两次明显的更替,由绝对公平目标演变为相对公平目标,再由相对公平目标演变为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目标。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农地流转制度目标设计仍然将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从农地流转制度目标的变迁过程来看,农地被赋予的保障功能是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根本性障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     

国外关于农地流转的理论研究

在国外,学术界虽然也用农地流转这个概念,但更多的是用农地交易。国外关于农地交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地交易的状况、农地规模与绩效关系、农地交易方式以及农地交易的影响因素等领域。     

“农地边际化”不容忽视

近二十年来,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迅猛进程中,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劳动力资源从农村大量流失。与此相伴,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不愿种田的现象比比皆是,以至农地非农化进程加快,耕地面积递减迅速。1957年-1985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1493万公顷,年均减少53万公顷。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耕地面积则每年减少60万公顷,人均耕地降到1—1.2亩,仅高于国际人均耕地警戒线0.2-0.4亩。这种农地弃耕搁荒,由隐性到显性的社会现象,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