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农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基本设想

目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土地日益成为国家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情况下,研究如何创新和完善现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我们认为,要彻底解决农村土地征收中的问题,必须对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进行创新和完善.在改革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时应当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处理好两个主体的关系,做到五个创新.     

浅议我国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制度缺失与建构

农地发展权的建立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保护耕地、农民利益及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但我国缺失农地发展权制度。文章通过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和政策，分析了我国农地发展权缺失的表现、后果及原因，并探讨了建构的思路。     

行政审判视角下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刍议

引言所谓农地制度,即农村土地制度的简称,是指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因农村集体土地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而产生的所有土地关系的总称,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规划制度、土地保护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我国现行的以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     

中国城市化的用地效率与农地保护

利用1988年到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化、农地保护以及城市用地效率等指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近年来农地占用的放缓主要是由耕地管理和土地出让制度变迁的短期作用所致,而不是由城市化带来的用地效率的提高所推动的。中国的农地保护应该重视＂城市化—用地效率提高—农地保护＂的作用机制;应根据城市用地效率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农地保护政策,以激励城市化的集约用地;在机制设计上,可以在土地的中央宏观管理中引入城市用地效率指标来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赔偿责任机制研究

政府和集体组织经常对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作出具有一定事实上强制性的引导,在农地流转领域,类似的违法性引导时有发生,但目前的民事和行政诉讼难以将政府和集体组织纳入到被引导方发起的索赔诉讼中,本文建议立法通过建立经济法责任的方式,在一次诉讼中集中化解各方主体的利益纠纷,不仅保护农民等市场主体的利益,强化了政府等单位的市场引导行为的合法性意识,而且也降低诉讼成本,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地规模化及其路径选择

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坚持农业发展的将来是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化经营。然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路径有多种。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自由农地规模化由于农地市场的交易费用十分高昂、耕地租赁期限短、面积小、从别家租入的地块与自家起先承包的地块往往并不相邻等等原因很难使农地集中、规模经营,而强制农地规模化则由于违背农民意愿、干部趁机寻租、敛财等缺陷也很难实行。唯有以市场(自由)为基础的略带计划性的激励性农地规模化途径才是我国农地规模化发展的正确选择。     

农地转用的行为实质及价值

化解不同类型农地转用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不同类型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明晰不同类型行为的实质性区别。从目的与手段的角度考量,农地征收属于政治行为,农地流转属于经济行为,而农地征收再行出让,混淆了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界限,是违宪行为。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可以对方为手段,达到各自目的,但这需要以它们自身内涵的价值理念——社会公正、市场价值为保障,避免二者相互扰乱而导致的利益冲突。     

日本农地利用管制制度及其启示

经过70年的发展，日本农地利用管制制度逐步形成了以《农地法》为主体的农地利用管制法律体系。建立了农地利用规划、农业振兴地域整备、农地转用许可、农地权利转移许可等多种农地利用管制制度。并因应社会变化，创设了促进土地利用的管制制度。日本农地利用管制制度发展历程，给予我们诸多有益启示，值得我们在土地利用管制制度上予以借鉴。     

我国农地使用权和基地使用权制度的效率分析

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农地使用权和基地使用权制度中存在的忽视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 ,从法律制度的创新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命题出发 ,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原理 ,对影响我国农地使用权和基地使用权制度效率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 ,文章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农地使用权和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具体思路和措施。     

农村确权确地引发的矛盾及解决策略——以湖北省五个地区的调查经验为例

因农业税费高企,1997年的二轮延包政策在湖北省的部分地区落实并不理想。大量农户为躲避高额农业税费而选择抛荒外出从而使得农地权属变得混乱。2004年完善二轮延包的政策实践又因为此前的税费改革与其后的取消农业税使得政策落实同样并不理想,并因此而形成了第一次农地纠纷高潮以及系列后果。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失业农民工返乡需要土地耕种,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农地纠纷高潮。2010年以来,持续增长的涉农补贴、粮食价格以及因年龄而自然返乡的压力使得第三次农地纠纷高潮开始出现。重新调整农村各群体的利益并使之尽量达致平衡是解决当前农地纠纷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