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斯定理的农地发展权市场构建研究

本文通过对科斯三定理的解析,阐述在我国基于保护耕地的前提下,设立农地发展权流转市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构思.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耕地流失严重及过度征地的问题,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及生态安全.     

土地整治10年补充耕地4163万亩

从国土资源部获悉：1999年至2008年，我国通过土地整治共补充耕地4163万亩，为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测算，整治后农地利用率提高5％-10％，农业生产成本下降了10％，     

“农地入股”：盘活亿万元“沉睡资本”的推手

浙江省工商局、省农业厅3月15日联合公布<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省级层面为承包地入股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放"准生证",打开了土地资源变身资本的闸门.     

农地流转制度的法经济学视角

农地流转制度是我国农村土地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农地流转制度的产生是农地制度变迁的必然产物,是需求性制度变迁基础之上的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从我国当前法律体系来看,农地流转有其存在的法律制度空间,但尚需在既定制度框架内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     

农地规模经营的历史进程和时机选择——基于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实证考察及其反思

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但台湾地区和日本农地经营的历史进程表明，农户数量而非农业就业人口是其决定性变量。据此来看，中国的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也将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渐进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避免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的进一步蔓延，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框架下推动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否则必将损害中国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长远利益。     

农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中国经验的阐释

中国农地制度的典型特征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回顾历史和面对现实存在的农业现代化问题，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农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原则遵循。从实践出发，可梳理出四类农地制度创新路径，分别是按户连片耕种、联耕联种、土地委托流转和新两田制，前两者适应欠发达地区，后两者则适应发达地区。结合经验研究，现行导向单向度扩大农户土地权利的农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产权经济学”，其所立论的几个假设都缺乏适用性。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要注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个大前提，充分鼓励地方农地制度创新，并从法律和政策上充分汲取这些创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我国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政策的内输入问题研究

政府加快农地流转进程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政策推进,因此,我国农地流转表现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是由作为权力精英的党政干部或三农专家通过走群众路线考察和聚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向决策系统输入的过程,是典型的政策内输入,这种政策模式的运行机理取决于政府内输入机制和公民利益外部输入的有限性。但是,内输入机制在降低决策成本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它削弱了政策的公共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为推进农地健康有序流转,政府必须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改善政府行为,建立多方参与的政策网络。     

农地抵押权的实践偏差及回归路径

农地抵押人的小众化、农地抵押权人权利实现遭遇瓶颈以及基层政府成为农地抵押的兜底主体，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农地抵押实践偏差的具体表现。可以从权利的基础、权利的行使以及权利的构建上探寻实践偏差的原因。具体而言，农地抵押权的基础忽视了乡村社会的经济文化处境；权利的行使上，抵押权的实现超越了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博弈，演变为行政治理公共事件；权利的建构上，农地抵押权的权利义务主体边缘化。通过回应乡村社会的需求，建构农地抵押权的不同类型；建立多元化的农地抵押担保主体，释放政府兜底的压力；以及修订农地抵押的相关法律规范，形成农地抵押探索与限制并行的实践路径等三个途径合作并进，可以有效改善农地抵押偏差的状况，实现农村金融的良好发展态势。     

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 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

积极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有利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建设中原经济区，必须深化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重要性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努力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     

建立农用土地使用权制度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农地流转制度的确立,导致农地利用市场的初步形成,国家政策不断做出调整和让步,但其应急权宜色彩明显,不仅使农民的利益处于不确定状态,也使农村土地市场的形成缺乏法律保障,建立规范的农地使用权制度,尤其是农地使用权的物化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