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市场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

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农村和农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本文在对成都市大邑县农地流转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于制约其农地流转市场形成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构建农地流转市场的必备条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若干问题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虽已有20多年，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个别农户之间自发的转包、出租流转占主导地位，流转的规模不大且相对稳定，一般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4．5％左右。近年来，尤其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职能和共有共享的分配原则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富裕富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和治理服务职能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助推农村宜居宜业。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土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招远市D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统一流转农地经营权、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塑造品牌效应对接市场和重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村庄的内生活力和促进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结合村庄现实基础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重视和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统筹能力建设。     

城市化：一个表里不一的困境——以江苏为样本的解析

迄今为止的中国城市化存在着与城乡协调发展之间经济效应缺失问题。所以如此，源之于政府和农民的理性选择。在政府和农民的选择行为背后，是现行的制度约束。因此，要实现城市化进步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兼得，只能有待于相关制度发生变迁。     

菲律宾土地改革的“尺蠖效应”

尺蠖是一种无脊椎动物,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菲律宾土地改革,一直以来得利的都是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就犹如尺蠖之行,虽左右腾挪,终不改其去向,社会矛盾就在土地改革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菲律宾土改已开始一个世纪,然而时至今日,当地农村依然落后,农民生活一、菲律宾历经多次土地改革仍成效缓慢     

影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

一、引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土地是农业的基础。随着中国生产力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从分散化的家庭承包制到集中化的农业规模生产日益成为发展的趋势。农村土地流转日渐提上议程,从1980年开始,土地流转不断萌芽,约1995年开始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总量虽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但其总体流转程度依旧偏低;直到     

地方性共识与农地承包的法律实践

<正>当前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关注个案比较多,缺乏全局的田野经验,因此要么潜在地将个案当作普遍的经验;要么对经验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根本不关注。本文试图从地方性共识的视角,在村庄层面讨论农地调整的集体行动得以达成的原因,以此来理解农地承包的法律实践。村庄地方性共识,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文化区域所共享的知识,这就为从农村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再到区域比较提供了连结点;为从更具普遍性意义的中观层面讨论法律实践,提供了可能。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土地产权制度是农村各项制度的核心和基础，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而土地产权的主体问题更是我国农业土地产权改革的前提和条件。从农地所有权的界定和完善等方面，结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来阐述这一问题，有助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我国农地发展权配置与实现路径的理论与策略分析——农民、农村集体与国家分享视角

从农地发展权的发生学视角分析,农地发展权的配置既要体现国家意志,也要保障农民权益。但在实践中,农民的农地权益常常被理解为是从农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使用权权属,并从属于所有权,农民权利的从属地位导致农民应有的农地发展权被严重侵蚀。构建农民的农地发展权实现机制,首先要从确定农民在农地产权结构中的地位入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界定国家、集体与农民分别享有哪些农地发展权权属,并通过相应的农地发展权转移机制,实现国家、集体、农民各自的农地发展权相关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