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对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北大核心CSSCISSCI

土地流转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地流转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通过分析4省10县36村的调查问卷发现,在农户做出农地流转决策行为中,乡镇基层政府的引导成为重要变量之一,且政府信任越高,农户流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越大。其影响机制主要来自于三大矛盾,即政府土地流转动力高与农户土地流转积极性弱之间的矛盾;流转后征地赔偿争议中因经营者获得赔偿造成农户的心理落差与其渴望无争议获得全部土地赔偿的矛盾;政府基础设施投入等服务不足造成流入方与流出方目标农地差异的矛盾。     

农地规模经营“湖北实验”

湖北农地通过自发流转,正在探索破解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亩地"困局《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在湖北省公安、监利、大冶、京山等县市的调研采访中发现,农户之间依法自愿流转土地的现象频生,许多留守农户种田在20亩左右,种田50亩以上的大户方兴未艾,数百亩上千亩也不鲜见,甚至还有1万多亩的土地规模经营,正在尝试破解长期以来种田不赚钱的"一亩地"困局。     

农地征用制度:问题与对策

由于我国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在立法、征地补偿制度以及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三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致使失地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为了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应对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进行改革: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加强土地立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改革征地补偿制度;改进征地程序,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效率与公平博奕: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轨迹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主导阶段、乡村集体所有制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级阶段、家庭承包经营制的中级阶段。从四个阶段的变迁轨迹可以看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交互替代过程。同时也是所有权主体绩效偏好与农民绩效偏好趋同的过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趋势是：农地产权多元化,家庭承包土地物权化,农地产权流动化、资产化、价值化和货币化。     

对我国农地经营制度变迁的展望

由于人地矛盾是农地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效率高低是农地制度变迁的关键变量、社会公平是农地制度变迁的倒向砝码 ,因此 ,人地矛盾的有效缓解、促进效率的制度构建、社会公平的必然兼顾就构成展望农地经营制度变迁的思维逻辑链条。本文认为缓解人地矛盾有利于拓展农地制度的选择空间 ,合理界定产权是完善家庭承包的当务之急 ,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实现农地规模经营是改革农地制度的长期任务和发展方向。     

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边缘化的根源探析

失地对于农民来说本不应当是坏事,因为它给农民提供了告别传统生活方式、进入城市社会和分享现代文明的契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却沦为了务农无田、务工无岗、社保无份的边缘化群体。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并不在城市化本身,而是多种制度、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农地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以及政府职能错位和农民维权组织缺失等,都是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     

地权改革的制度逻辑

在东亚小农农业主体的市场逻辑里,农地抵押权不可能在正规银行实现,农地抵押权和成员权变现的充分实现只能以集体经济及其内置金融为基础。今天的不少人,强调土地私有属性的理直气壮,强调土地公有属性的羞羞答答,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现在要想把问题说明白,必须从农地制度说起,后说"农转城"或"农转非"制度,再说城市建设用地制度。     

让土地“活”起来 使农民富起来———浅议我省农地经营权流转现状及发展对策简

真正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小农经济走向产业化，让农业靠自己的骨头长肉——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效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权利演进之回顾与展望

唐欣瑜、梁亚荣在《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5期撰文认为，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由农民个人所有到集体所有的转变，农地政策的变迁引发了土地所有权权能之一——收益权的权利演进。从“占有的权利”到“增长的权利”，从“公权力控制”到“私权利回归”，农地政策与农地立法相互作用，基本建立了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但并不意味着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使已无障碍。     

论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农地流转资本化及途径

当前农地流转制度体系制约了供求主体能动性的有效发挥，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经常职能错位并损害农户的合法权益。农地流转资本化有效地点击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瓶颈，对遏制城市空心化、促进新“四化”协同发展、根治征地群体事件高发以及加快农民市民化等焦点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