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确地：实践及其出路 ——基于湖北省五个地区的调查思考

因农业税费高，1997年的二轮延包政策在湖北省部分地区落实得并不理想。大量农户为躲避高额农业税费而选择抛荒外出从而使得农地权属变得混乱。2004年完善二轮延包的政策实践又因为此前的税费改革与其后的取消农业税使得政策落实同样并不理想，并因此而形成了第一次农地纠纷高潮以及系列后果。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失业农民工返乡需要土地耕种，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农地纠纷高潮。2010年以来，持续增长的涉农补贴、粮食价格以及因年龄而自然返乡的压力使得第三次农地纠纷高潮开始出现。重新调整农村各群体的利益并使之尽量达致平衡是解决当前农地纠纷的根本出路。     

我国封建社会农地制度历史流变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廊中,朝代的更替伴替着土地制度的变革与转换。回溯我国封建社会的农土制度的演进,解构这一时期农地制度的形成、发展、发达与覆灭,总结其中的实践主题、时代背景与演变规律,凝练出可值借鉴的对策建议。     

论乡村水利制度的约束条件——理解江汉平原和豫南农区的小农治水与合作

市场化的乡村水利改革不可能解决农村水利公共品的供给问题。江汉平原上和豫南农区的小农治水实践表明,包括组织权威与社会权威在内的权威结构、分散和变革中的小农经济、农地制度构成了乡村水利制度的约束条件。而且,在组织成本不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农地制度创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利公共品的供给问题,相反其外部性效应却造成更高层次上的、更为严重的公共品供给困境。而外出务工则在逐渐改变农户的经济状况,并引起农村经济基础的内在变革,从而使农户土地合约面临不确定性、复杂性、利益主体多元化。这样,强化合约主体中集体的协调能力,增强乡村社会的组织基础,而非不断弱化乡村治权,才是重构乡村水利制度的唯一选择。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梯度演进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构建,应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分三阶段逐步梯度演进,一是现阶段继续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积极推进农地承包权的物权化进程;二是实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向集体所有、家庭租赁经营的中期创新模式转换;三是实现集体所有、家庭租赁经营向农地产权制度的远期模式--国有永佃制转换、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既与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相衔接,又与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相一致.     

永佃权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

永佃权制度渊源流长,在大陆法系国家呈现出勃勃生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物权性.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法律的抽象规定相背离,表现出的债权特征有明显的弊端.应当借鉴永佃权制度,改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地使用权.     

建议根本改革征地制度

一、根本改革现行征地制度,谨防建设用地的国有化趋势。现行农地转用实行由政府征用的制度,形成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局面,造成了农地变为建设用地过程中的     

推进、规范我市农地流转的几点意见

<正>2009年下半年,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联合民建北京市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围绕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个议题,先后赴通州、大兴、怀柔、房山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与市农委进行了专题座谈,并在调研     

农地资本化的法律制度分析

农地流转在现有土地产权制度框架下还存在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于农地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依据资本理论和产权理论,要真正实现农地作为资本在土地市场进行自由交易,如何化解现有法律制度中对农地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制约,是实现扩大农业再生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的关键。     

农地抵押风险及预防机制分析——基于“三位一体”综合农协视角

农地流转是"三农"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目前国内农地流传中的抵押现象引人注目,此问题关键在于农地抵押的风险及预防机制。运营体系自成一体的综合农协内在组织能力具有化解农地抵押风险的功能。"风险—中介—化解"程式表明综合农协主要部门在相关风险对接上能较好进行匹配。本文以"三位一体"农协为出发点,总结出促进农地抵押实现的以供销社、合作社以及信用社为桥梁的预防机制。     

关于农民土地权益的若干思考

本文通过对国家农村土地调整政策在当前农村实践实际情况的考察,发现这一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两类不同的农民群体,一是人少地多的农民群体,这类农民群体成了不调整土地的既得利益者.二是人多地少的农民群体,这类农民群体则成了不调整土地的受损者.此外在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下,还有一部分在农村拥有土地却又已经脱离了土地生产而生活在城市的农民群体,这类农民群体也是当前农地政策的受益者.而取消农业税和其后的后续惠农政策则在客观上进一步固化了第一类和第三类农民群体的利益,弱化了第二类农民群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