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中审美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审美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与美的感动相结合的有教育作用的活动。审美教育以其特有的育人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然而，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审美教育的内容、方法及教育环境上都存在缺失。本文着重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中审美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探究如何把审美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充分发挥审美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家庭暴力的特征、原因及解决方法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学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已经日益成为我国法律工作的热点。决策部门应当重视这一问题,更应当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冲突研究

由于我国《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导致与相关普通刑事犯罪在法律适用上产生冲突,给司法实务中的定罪与量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也不利于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因此,论述恐怖主义犯罪与相关普通刑事犯罪之间的冲突、分析冲突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冲突的具体对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道路交通安全法》与《行政处罚法》的抵触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发表了南京大学法学院梁三利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的问题与出路》一文，以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引发思考，提出了可以修改《立法法》规定全固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一致时准用同一机关制定法律不一致时的法律冲突适用规则，以解决目前两机关制定法律间的冲突没有法律依据处理的问题。作为案件当事人的刘家海对此问题有更深广的思考，提出全国人大与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间存在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之分，并且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之分。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昭示建立法律审查机制之必要并有利于促进法律冲突理论的重整。     

严厉反贪使新加坡吏治清廉

清廉的吏治,是新加坡政治的特征之—.究其原因,一个强有力的反贪机构,一套严厉的反贪法令,是其吏治清廉最应正视的原因之—.新加坡唯一调查贪污罪行的机构就是贪污调查局(简称CPIB).该机构由总理直接领导,局长由总统任命,这使该机构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成为新加坡廉政的守护者.贪污调查局共有71名工作人员,常任探员34名,该局享有十分广泛的特权,概括起来共有以下几项:(一)逮捕权.贪污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可以逮捕任何涉嫌贪污的政府官员,无须征得其他机构和总理之外的其他领导人的同意.(二)搜查权.贪污调查局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嫌疑人的人身、住所、办公地点及可能隐藏赃物的地方进行搜查,并特别授权,必要时即使未获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青少年青睐偶像剧的原因、负面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偶像剧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类型备受青少年瞩目,其原因既有偶像剧本身充斥着时尚和浪漫气息的因素,也有它在客观上满足了青少年摆脱过重压力、促进同伴交往及认识自我的需要等因素.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阻碍了青少年的思维发展,导致出现了追星、攀比、及时享乐思想、婚恋观理想化等现象.因此,必须从规范偶像剧内容、加强学校和家庭教育、加强媒体管理、提高青少年自身认识及完善青少年的活动场所等多方面解决问题.     

多维分层与政治冲突:试析韦伯的社会分层与政治冲突理论

政治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政治社会学认为,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应沉入社会层面,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进程中寻求恰当的解释。分层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表现,冲突与分层密切相关。韦伯是分层与冲突理论的两大思想源泉之一。韦伯对社会结构的划分是多维的,既承认经济因素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地位等非经济性因素在政治冲突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政治冲突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将韦伯的分层与冲突理论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进行简要对比,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韦伯的这一思想。     

当前欧美关系改善与未来发展趋势解析

奥巴马上台后，积极改善与欧洲盟友的关系，采取了相较于小布什政府更加“低调”、“谦虚”和“倾听”的态度与欧洲盟友发展关系，欧美关系获得了明显的改善。尽管奥巴马未来任期内，欧美摩擦会依然存在，并有可能加剧，但欧美仍将互为最重要的盟友，合作会进一步加深。欧美关系将在竞争、冲突与合作中风雨兼程，继续朝向“更加有效的平等伙伴关系”定位目标发展。     

软件源代码专利保护的理念冲突与技术困境

源代码是计算机软件的技术核心，是软件技术思想的直接体现。目前，美国等一些软件大国已经在立法中对源代码专利的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然而，源代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与专利法的基本理念存在根本冲突，不可调扣；同时，其专利保护还会产生技术上的困境，降低其保护的操作性和普遍性，阻滞软件行业的生机和活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实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