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法与外来法:美国的经验

美国法的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继受外来法到形成发展美国本土法 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是有机的、渐进的、不可任意割裂。１７世纪早期殖民地的法 制状况具有多元化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点。１８世纪殖民地大规模、全面系统地继受 英国法。独立战争至１９世纪中叶美国本土法形成。在移植外来法、形成本土法的过 程中,美国人重视法律本土资源,坚持可适用性原则。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最先被本 土化的是初级规划,次级规划则较晚被本土化。     

“因政”与“因俗”:“一国两制”的类型学分析

广义上理解,中国历史上有过丰富多样的“一国两制”实践形式,港澳模式并非“一国两制”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可以按照国家统一所面临的核心差异分为“因政”和“因俗”两大类。其中“因政”类解决的是政权差异问题,可细分为别治、并治、参治三种形态;“因俗”类解决的是社会差异问题,可细分为自治、分治两种形态。分类梳理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实践形式,可以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前现代王朝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统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应辩证看待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我国公司法体系的重构--有限责任公司法和股份有限公司法的分立

《公司法》改革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本文没有拘泥于公司法的具体条文修改,而是为公司法改革提出了一条新思路:变革立法体系,将有限责任公司法与股份有限公司法进行分立立法。基于两种公司的本质差别,有限责任公司法与股份有限公司法具有不同的立法范式,它们在立法重心、立法技术、概念语词组成及制度架构方面大相径庭,难以求同存异,实有必要对其分立立法。重构公司法体系,这必将对我国公司法的完善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扎实开展2010届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

<正>2010年4月至6月,为切实加强毕业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制定了《2010届毕业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方案》,开展了"春发其华.磨砺青春无悔;秋收其实,难忘警院情深"毕业纪念活动。     

台湾政党再次轮替的深层原因

台湾在2008年出现第二次政党轮替的深层原因是民进党未能解决政治贫腐和经济衰退这两项选民最关心的议题.2005年"三合一"地方选举是民进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2008年1月的"立法院"选举,初次采取以小区单席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制度,放大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得票悬殊,在"立法院"形成"一大一小"的席次格局,为台湾政党的再次轮替埋下了重要伏笔.在2008年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既无法有效整合内部的派系结构.也无法摆脱扁案和激进"台独"路线的困扰,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从而导致了台湾政党的再次轮替.     

解读与反思:传闻证据规则移植的中国立场

在有关我国刑事证据法立法的探讨当中,主流观点主张应当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等痼疾。但是传闻证据规则生长于英美法系国家,以陪审团制度、对抗制度和集中审判制度为背景;况且支撑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本身也并非无可辩驳。中国的诉讼环境不适宜植入传闻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据我们应当将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剥离:承认其证据能力但对证明力作出一定的限制。     

论离婚时的经济补偿请求权

离婚时的经济补偿请求权,是指夫妻离婚时,在婚姻存续期间家务方面尽义务较多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请求物质补偿的权利。它以家事劳动价值论和公平原则为基础,肯定夫妻一方对家庭的贡献,在制度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我国新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时的经济补偿请求权制度,不仅体现了对弱者利益的维护,更注重了对弱者权利的伸张,但在适用范围和金额确定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种姓制度对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主要存在于印度教中,对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中,每个种姓集团都占据一定的社会位置,最高种姓是婆罗门,其次是刹帝利,再下面是吠舍,处在底层的是首陀罗。此外,还有一大批不能进入种姓序列、专门从事卑贱和脏累工作的贱民(又称不可接触者)。每个种姓都包括许多亚     

认缴制下实务操作中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据认缴或实缴比例确定表决权之探讨

股东表决权是股东各项权利中最根本的权利,其基于股东的出资义务而享有,在目前认缴制下股东选择以认缴出资比例还是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受困于法律条款的不明确、司法审判的不一致、登记机关的约束和股东对专业知识及实务经验的缺乏.为解决股东的困扰,建议从司法和实务两方面予以完善:司法方面建议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问责吸纳控制权：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激励失灵的理论解释——以A省F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项目因其带来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增量绩效,理应有效激发基层政府的能动性。然而,一些地区却出现产业项目对基层政府的激励失灵现象。在“问责吸纳控制权”的分析视野中,问责压力的强化改变了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凸显基层行动者的权责失衡样态,这是诱致产业项目激励失灵的深层机制。具体而言,问责总领与检查验收权的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追求控制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督查问责与正向激励的不均衡加剧了控制权内部冲突,消解了基层干部发展产业项目的主体性,进一步催生出目标设定权的价值偏离,诱发避责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扭曲。对此,需要在总体上重构控制权,通过强化县域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培育乡村内生参与力量破解项目化运作的基层激励失灵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