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积极效果，为经济良性发展打下基础。但人工智能技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可能对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受户籍制度与优先发展工业等政策因素影响，国内城市劳动力技能水平优于农村，且国内收入差距主要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展现。使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信息构造衡量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省级层面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给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压力，着力解决再就业问题，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实现人、技术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2014年12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现在，我代表国务院，报告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有关情况，请予审议。一、基本情况和主要成效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     

对我国假释制度低适用率的一些思考

假释是一种以社区矫正为实施方式的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手段,不仅仅能够缓解监狱方面的管理的压力,还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给予犯罪分子改过自新的机会、促进其再回归社会;另外假释制度也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然而在实际运用中,与国外假释制度的适用率普遍在50%以上相比,我国的假释制度的适用基本是流于形式。本文将从假释制度适用本身、相关制度适用的影响等方面探讨我国假释制度低适用率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能够适当提高假释制度的适用率,充分发挥其制度价值。     

释放“改革红利”

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和今后最大红利所在。回顾起来，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成就的取得，都与改革红利的释放密不可分，其甜头每个人都感受得到。但改革到今天，剩下的任务难度更大，从核心要素市场化到金融体制改革，再到收入分配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每一关都是“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都需要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以更大勇气去打破长时间形成的部门、行业利益和固有格局。     

中国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 面临“陷阱”考验

任何一种以生产性数据为核心的体系,被用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都必须是以社会分配合理为大前提的。中国社科院2011年12月12日发布《产业竞争力蓝皮书》,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     

微观察

莫言"茫然"幸福为何引发共鸣《工人日报》:近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接受了央视记者采访。被主持人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     

房产税与收入分配

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每次一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争议。这并不奇怪,税收是二次分配,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向来是很难有统一意见的,问题只在于,它符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而已。房产税最近一次的争议,是国税总局官员透露房产税的试点可能会扩大到全国。2011年初,试点工作曾在上海和重庆进行,试点之前,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但从试点的效果看,并没有引起多少阻力。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试点地区房产税征收的群体很小,征收额也不大。     

打破利益掣肘 理顺分配关系

这些年,由于收入分配改革严重滞后,使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并成为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1993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当年的告诫,今天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徘徊于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之间——刑事被告人补偿制度之提倡

刑事司法赔偿是为了填补基于国家违法行为而发生的损害,其最初是以私法领域中的侵权行为概念与理论为参照,并建立在矫正正义思想上的制度。刑事司法补偿则是为了填补因合法司法行为所造成的公民损失,其以宪法基本人权保障的观念为根本,并且以分配正义为基本原理。刑事赔偿责任与刑事补偿责任有着不同的正当性基础。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二)、(三)项属于刑事补偿责任性质,刑事补偿责任应以被告人没有刑事责任、权利侵害以及侵害程度达到特别牺牲的逻辑递进式三要件作为成立条件。     

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适用问题研究——基于诉讼构造与错误分配理论的分析

完全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为证明标准的适用提供了严格的证明程序、有效对抗和亲历对比判断等必要前提。基于诉讼构造的不同,可将刑事缺席审判划分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两种类型。只具有控、审两方诉讼主体的情形不属于刑事缺席审判,也不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刑事证明标准承担着准确性与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目标,其内在功能是作为一种分配判决错误的机制,其尺度取决于一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两种错误判决成本之比率。而对抗性强度、证明的严格程度以及证明标准的具体评价方式,也都会影响证明标准的具体尺度设置。据此得出以下结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一般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特殊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典型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但评价方式有所不同,例外情形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