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社会”视野下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研究

财产权是公民重要的人权内容之一,刑事诉讼应像重视人身权一样认真对待财产权。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制度对公民财产权利影响巨大,司法公正要求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应具有程序正当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将涉案财物仅仅限定为诉讼标的,缺乏将涉案财物置于整体社会情境下的思考,减损了物权价值和市场功能。我国刑事涉案财物的程序性处理制度具有碎片化、同质化、行政化以及目的单一化等缺点,应以"大社会"视角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制度进行系统性统一立法,并对物强制措施进行体系性和多样化构建,以及对其进行诉讼化的程序设计。     

6个半小时路程的车厢静悄悄

1月18日,我结束在江苏省常州市的采访工作。这次,我采访的是江苏首例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2018年6月27日,常州市公安局金坛警方在上海和溧阳两地抓获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穿山甲的犯罪嫌疑人21名,扣押大量活体和冻体穿山甲。做这起采访时,我怎么都没想到穿山甲与正在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有某种关联(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穿山甲为潜在中间宿主,从中分离的毒株与新冠毒株相似度达到99%)。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非法控制”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经过三次司法解释的修正逐步明确,但由于非法控制的表现形式多样,刑事法律体系既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也难以详尽各种情形的列举。从司法解释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一直在通过价值判断要素的渗入,来对非法控制特征予以实质化,并应当根据法益侵害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在个案裁判中应当对司法解释进行再次解释,从"控制"的本意出发,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从严把握,不能因为"打黑惩恶"的整体形势而放松对于"非法控制"的认定标准。     

审级视野下庭审补充侦查制度的反思

学界通常认为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是侦查中心主义的典型特征,应当直接予以废除。庭审阶段补侦的运行必须要考虑该制度运行的现实环境,允许庭审补侦在一审中开启程序倒流,而在上诉审中予以限定。案件一旦上诉到二审,检察机关必须以同被追诉人一样的平等主体身份申请证据调查。在侦查期间、司法考核制度、侦查主体地位未能明确限定前,刑事审查起诉制度和刑事庭前会议未能发挥实质功效前,刑事一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存在客观合理性。从长远来看废除庭审补充侦查制度是应有之义,但目前一审保留能够满足刑事司法当下真相发现与人权保障的需要,价值妥协符合控辩失衡的现状与渐进式改革的理念。     

德国性骚扰罪的设立及其启示

近年来性骚扰事件频发引发了我国舆论对性骚扰相关立法的关注。《德国刑法》新设性骚扰罪更是为我国性骚扰立法提供了素材与启示。但是,性骚扰入刑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对性骚扰的社会治理重心应在刑法之外。而且,在适用缓和的解释论将性骚扰纳入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射程范围内时,不能以偏概全,应当维持"暴力、胁迫"与"违背被害人意志"之间的合理平衡。     

检察官主导下的协商性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考察

从比较法的视野上来看,协商性司法呈现出两种典型模式,即美国的控辩协商式和德国的法官主导式。与前两者不同,我国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进行的,检察官对协商的过程和结果起到了控制性的作用。诚然,这与我国检察官所处的诉讼地位与肩负的法律职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为了防止检察官与被追诉人在协商过程中的差距过于悬殊,有必要从转变价值观念、调整协商主体和加强司法干预入手,实现从检察官的完全主导走向有限度的主导。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