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必要与可行

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法制的统一以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我国确有必要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同时,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备为我国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刑事和解限制论

刑事和解,在其效率价值得到肯定的同时,有丧失公正性的弊端,应当从刑事实体、适用对象、适用阶段予以限制。     

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功能定位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者作出不起诉、撤销案件等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建立刑事和解检察监督制度有利于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得以实现,有利于监察和督促刑事和解的统一适用,维护司法公正,也有利于提高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刑事司法测谎仪及其分类

虽然测谎结果在我国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不能否认它是刑事司法工作的有力工具。本文全面介绍了可以应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测谎工具,并依据其反馈结果把它们分为波形测谎仪和造影测谎仪两类。     

刑事和解的生存空间:市民刑法

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的划分是21世纪初重要的刑法思想;刑事和解的人的目的性存在的哲学基础,所诠释的恢复性司法的恢复正义理念及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适用范围均与市民刑法的内涵相契合;刑事和解制度的生存空间必然是市民刑法。本文将从刑事和解制度所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所体现全新的司法理念,其制度构造的合理适用范围几个维度展开分析,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市民刑法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生存空间。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贪官携巨额赃款逃往他国的案件频频发生,给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缺席判决制度缺乏明文规定,使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逃跑、丧失诉讼能力等情形下的诉讼处于一种中止或终止状态,诉讼中的赃款、赃物的处理,被害人的赔偿请求,被告人财产刑的判决都无法实现。这不仅不利于有效地打击犯罪,也不利于及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建议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内,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例,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具体国情,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中，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对被害人来说可能更关注自身受损利益的恢复和补偿。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对保障被害人权利方面的立法非常有限，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护。面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存在的诸多问题，需从立法上完善刑事被害人对犯罪追诉杈的法律保护，并在司法上完善执行阶段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论我国刑事诉权的立法完善

刑事诉权是控辩双方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权能,控辩双方的刑事诉权具有本能的对抗性,内在要求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控方的刑事诉权明显优于赋予辩方的刑事诉权,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必须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宽严相济与刑事执行

刑事执行,也就是将生效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付诸实施的过程。从目前有关论述来看,关于如何在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其关注的重点主要放在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之上,而对于生效刑事判决的执行阶段却关注甚少。刑事执行是国家应对罪犯的刑事司法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