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衡平司法秩序构建理论与实践

中国古代司法秩序的衡平对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天理、国法与人情等多规范综合法源的模式为衡平司法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制度基础。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始终秉持衡平观念,以践行中庸的治理思想,追求无讼的法律目标。引经决狱、执法原情、以礼入法是司法衡平理念下的技术实现。衡平理念可作为古代法律规范的法理加以解读,以此进一步深入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理观念,寻找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法治的借鉴资源。     

德法兼修视域下刑事辩护律师的初心与使命担当

刑事辩护是国家法治状况的缩影,律师是刑事辩护中至关重要的主体要素,刑事辩护律师精神层级的价值认同和理论层面的业务水平共同影响着实际办案质量。刑事辩护律师并非狭限于为一个“好人”或者“坏人”辩护,而是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为一个假定无罪之人辩护,在辩护中根据完整的证据链条做出有罪裁定,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基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理念,刑事辩护律师应德法兼修,遵守职业道德,积极履行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公平正义。     

社区矫正的新发展——恢复性司法的运用

恢复性司法是刑事司法的热门话题,而我国的社区矫正正处在迅速发展阶段,两者有很多相似的理念,也有很多不同点。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大多还是处在围绕犯罪人进行矫治的理念阶段,而恢复性司法增加了对被害人,社区的关注。通过比较,发现现有社区矫正工作的不足,因而有必要对恢复性司法进行运用。     

保护被害人权利:刑事司法改革的新里程

犯罪被害人构成一个社会阶层。由于主观认识的偏差和制度的缺失,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如果能从宪法层面上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那这种权利的内涵则远远超出了金钱补偿的范围,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权利。在关注被害人宪法权利的构建时,人们仍然应当关注对被告人宪法权利的保护。确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宪法权利绝对是一件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事情。然而,要真正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并令其具有可操作性却并非是一件易事。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制度层面存在着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等特征,在实践中存在配合不紧密、监督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我们应该从立法上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程序和证据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加强信息沟通、个案沟通以及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防治建议

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频发,诈骗、合同诈骗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经济犯罪也易发多发,给国家经济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和隐患.为有效惩治经济犯罪,维护国家经济秩序安全和稳定,需要在加强政府管理、强化宏观调控,加强行业自治、强化内部监管,加强司法治理,构建打击合力等三方...     

《民法典》实施下个人信息的条款理解与司法应对

《民法典》奠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为有效解决司法适用的难题提供了方向和依据.规范构成上,其采用利益保护模式来认定个人信息权属性质值得肯定,但应注意区分个人信息与其他具体人格权的关系,并进一步完善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司法实践上,建议准确适用法律规范固定诉请后确定司法案由,并从细微处甄别、提炼可识别性的标准.尝...     

论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它体现在刑事立法层面。刑事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凡是违背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定的具体刑事立法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宪法原则为刑事立法确立了边界。(2)它体现在刑事司法层面。刑事司法不能违背宪法原则所体现的价值。这种价值的贯穿主要取决于司法人员对宪法价值的内心崇奉,以及严格适用体现了宪法原则的普通刑事法律。宪法原则不宜成为刑事裁判的直接依据,刑事判决不能以违宪审查的方式被推翻。     

判后答疑制度评析

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判后答疑制度之后,判后答疑制度已在全国各级法院陆续试行。虽然实行判后答疑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司法公信力,以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的产生,从而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判后答疑制度的实践却使我们对该制度的实际功效产生了疑问。尽管如此,判后答疑制度在我国当今的司法环境中仍具有现实意义,也是我国现阶段为消除当事人的不满所能采取的最为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