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强调治疗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原有的和谐社会关系和秩序。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给传统刑事诉讼理论注入了活力,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模式。刑事和解理论因其制度理念本身所具有的深厚的"本土化"色彩,成为我们当前反思现行司法制度,重塑刑事司法模式的重要借鉴。     

刑事和解的价值与局限

目前,有关刑事和解的争论愈演愈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赞成者认为,刑事和解体现了公正、效率的法律价值,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反对者则认为,刑事和解事实上放纵了犯罪,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实施,系为富人量身定做的政策.……     

唐律中“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刑事立法的一点参考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演变 亲亲相隐，也称为亲属容隐，是我国法律传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指在一定的亲属之问对犯罪可以相互隐瞒，不应去告发和作证，违反者，将被处以一定的刑罚。     

刑法谦抑主义指导下的刑事政策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语境中，刑法谦抑主义价值理念体现在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中，就是“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概而言之。就是充分认识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和恒久性，摒弃运用刑罚消灭犯罪的理想主义犯罪控制目标。确立容忍犯罪现象和一定犯罪率存在的现实主义犯罪控制目标；树立广义的刑事政策观，综合运用多种预防和控制方式“合力出击”抗制犯罪，优先运用刑法之外的其他刑事政策手段，着重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把教育改善犯罪人作为狭义刑事政策的根本原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在运用刑罚严厉惩治少数严重犯罪的同时。对于绝大多数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性程度一般的犯罪，则慎用、少用乃至不用刑罚。以损害最小限度的权利自由为代价，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确保社会在有效抗制犯罪的良性循环中健康发展。     

刑事案件存疑不起诉率居高不下原因分析

对刑事案件的不起诉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专项权利，它在刑事执法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担近几年不起诉权的自由裁量幅度过大尤其是存疑不起诉的案件在不起诉案件中占的比例过高（一百分之二十五）已成为当前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认真分析不起诉率过高的成因，控制居高不下的不诉率特别是存疑不起诉率已成为各地检察机关着手解决的重要课题。笔者曾深入基层并针对存疑不起诉问题进行了专项调研，希望通过对造成存疑不起诉原因的几个侧面进行剖析，     

从普通程序简化审看我国刑事速决程序的建构

“两高一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由于其制定主体在身份上的局限性以及其内容上的诸多缺陷,决定它不是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的有效举措。要实现正义与效率的有机结合,必须结合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全面改革,在完善刑事普通程序的同时,改造现有刑事简易程序,构建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形成以辩诉协商程序和改造后的简易程序为内容的新的刑事速决程序体系。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议问题.在刑事法治观念日益深厚而刑事政策地位日隆的今天,讨论二者的关系意义尤其重大.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核心,是在区别二者前提下的互动、制约、促进关系.刑法对刑事政策的制约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是法治的要求,是权利保障的要求;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变革上,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防卫的要求.而倡行法治、保障人权是刑事政策和刑法都应该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已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所证实的理性选择.     

刑事政策视野下我国暂缓起诉制度之构建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暂缓起诉制度属于微观刑事政策的范畴,属于应然微观刑事政策之一。暂缓起诉制度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价值意蕴,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刑事辩护难逾三道坎

律师职业的最高境界是刑事辩护——这是西方律师界的普遍共识。但在我国,由于刑事辩护环境不尽理想,许多律师却不愿承办刑辩业务。随着律师法的修订,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要使刑事辩护真正摆脱困境、彻底解除中国律师界的“心病”,还须在制度层面作出更深入、更实质的改变。     

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研究

探究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是破译我国刑事政策制度绩效之谜的关键。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是由再界定、组织、激励、协同、监督与评价机制等所组成的结构体系,而这种结构体系又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度绩效得以发挥的充分、必要条件。针对目前我国刑事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应该以激励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建设为突破口,优化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