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并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风俗治理的有效机制——基于鲁西南农村移风易俗改革的经验调查

制度政策强势改造民俗是一种典型的单向、压力式介入,忽视了民俗文化的自主性和农民的主体性,结果引发了政策的执行偏差甚至失灵问题。从调查来看,鲁西南农村当前推行的移风易俗改革,通过将政策的执行权下放给村委会以及红白理事会,实现了从政策主导到政策引导的转变以及"制度刚性"与"治理柔性"的结合。研究发现,国家政策规定与基层灵活操作结合、组织保证与传统底线维持、政策引导与新风尚倡导、农民参与与相互监督构成了政策与民俗良性互动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当前政策介入的合法性、合理性、前瞻性与公共性,保障了政策目标实现以及民俗文化的再生产,是互动理论在制度政策与非制度民俗之上的具体实践。移风易俗改革的方式和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兼具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议题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终目标都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包括价值、组织、制度、技术和财政等基本要素。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构成了现代国家公共生活领域丰富多彩的内容。根据这些要素,分析理解当前我国发展新常态下国家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议题。     

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

市域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蕴含着法治化元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基础是依法治国、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理论,需要完成制度建设、确保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治理结果的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通过实证化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其原因在于立法不完善、缺乏法治思维、执法缺少监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路是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文化体系,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银川兴庆区公安分局:构建新时代和谐警民关系

爱民才能拥警,警兴方能民安。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推动“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深入推进公安改革,建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长效机制,强化社会治安治理体系建设,破获了一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件,辖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浅析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检察融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提法、新手段,其核心内容就是把基层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融为一体,并藉此弥补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短板。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如何以新的姿态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当下一个重要课题。笔者拟结合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检察院正在开展的驻镇检察联络试点工作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找到检察机关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     

“社区云”:社区治理智能化的上海模式

"社区云"是在上海"社会治理一张网"的总体框架下,以居(村)层面为主、集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为一体的社区治理云平台。"社区云"系统将党的领导、社会治理与大数据信息技术有机结合起来,集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为一体,以此为治理平台,丰富自治和共治的内容与形式,以凝聚居民意见与诉求、推动多元力量参与、整合多方治理资源、对接城市基层社会各种需求为主要内容,是有效回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生动实践。     

基层政府精准治理的路径与重点

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其直面具体的公共问题,所以对精准治理的需求更为迫切。从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和治理任务等基层政府治理的特征及其暴露的问题来看,基层政府精准治理的路径理应包括强化基层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完善多元主体参与规则、应用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实现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回归。此外,为了确保基层政府精准治理的稳步推进,理解精准治理的动态特征、完善顶层设计、合理界定“治理域”以及防止技术治理制造复杂性等关键问题应当成为进一步关注和讨论的重点。     

论作为运动型治理机制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兼与陈海嵩教授商榷

从制度根源而言,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由内嵌于国家治理基本矛盾中的环境治理危机所决定的,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用以矫正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失败的手段,是建立在稳定的组织基础之上的。从合法性基础类型分析,它的组织权威并不来源于国家法律,而是来源于最高层卡里斯玛权威——党中央。它自身也成为卡里斯玛权威常规化的组织设施;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来开展环境督察,行使一系列非常规权力来实现特定任务。陈文试图通过"人为"方式将该制度法治化,其实是对其本质的重大误解,而结果很可能迎来另一项名称虽然不同,但在功能上依然属于运动型环境治理机制的制度。     

新时代社区复合型治理的基本形态、运转机制与理想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制度性成果之一,在于复合型治理的形成,在治理导向上,则突出表现为均衡发展。复合治理的一般形态包括党建复合治理、政府复合社会、服务复合管理;其运转机制则有"项目制"运转、区域化联动运转等。复合治理的本质是合作、协商与互动,其特点是元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融合,权、责相统一,实现稳定和均衡发展。复合治理是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结构化、精细化、技术化的结果,而且仍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基层复合治理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破解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未来我国基层治理实践创新需要在节约治理成本和实现均衡发展两个方面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