绊脚石与踏脚石（障碍与方法）——当青少年犯从赖克斯岛回归社会时

在纽约，16岁或稍大些触犯了法律的年轻人和成年人同等对待并被关在成年人的监狱中。每年都有超过一千个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少年在服完一年或不到一年的刑罚后从赖克斯岛离开。然而，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刚刚开始关注这一群体，他们了解到：从监狱出去后，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在三年内又会回到刑事审判体系中——这对于他们自己、家庭、社区、和纽约市来说都是个巨大的代价。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主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     

论刑事诉讼中的应诉权

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抗意味十足的诉讼活动,应诉权与公诉权(控诉权)的全面对抗正是刑事诉讼本质的体现。刑事程序的展开也是在这种对抗中完成的。当然,在刑事诉讼中研究应诉权有必要厘清应诉权与人权、应诉权与防御权,应诉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此外,确立应诉权与公诉权(控诉权)的对抗关系,必然会带来刑事诉讼观念、刑事诉讼构造、刑事侦查体制以及审判方式的变革与调整。     

确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构想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一些国家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制定了非刑罚化、社会化的恢复性司法程序。我国一些司法机关也做了一些类似的探索。恢复性司法程序与我国传统的司法制度和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我国应在排除障碍的基础上引入该程序。     

刑事公诉案件撤回起诉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撤回起诉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在案件中运用撤回起诉权对刑事案件的诉 讼程序和实体判决造成较大影响。本文对刑事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法律依据进行研究,分析了刑事公诉案件 撤回起诉的适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撤回起诉的法律后果,并对撤回起诉的规范适用提出建议。     

国内简讯

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发布；两高出台新司法解释 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墨盒337调查初审确定我国耗材企业侵权；首部《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出版；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论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在理想的、应然的层面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统一的。但是在现实层面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二者之间由于立法技术、语言的特性、人的认识能力、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而并非绝对一致 ,在现实的立法与司法中 ,或多或少会呈现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对立状态和冲突。笔者在坚持通说基本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应通过在立法与司法两个过程运用“应罚”与“可罚”之社会危害性观念 ,在承认实然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对立与冲突关系的前提下 ,努力追求二者的相互统一的理想状态。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有效实现控辩平衡

刑事辩护制度最能体现司法公正,平衡的控辩关系能促进法官中立,满足刑事实体公正的要求和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1996年的刑诉法在辩护制度上虽较1979年的刑诉法有所进步,但律师的辩护权仍受到较大的限制,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增强辩护权以实现控辩的相对平衡,进而实现程序公正与司法公正。     

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一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