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倾向之检省与矫正

虽然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尚未法制化,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的倾向。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的隐患在于:可能产生罪刑不均衡的现实结果;可能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重新被边缘化;可能伴生更多的司法腐败。而要矫正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的倾向,就必须合理解读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正义的内涵及限度并合理界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刍议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基础

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刑事和解制度尚无明文规定,但该制度所独具的优势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认可,司法实践中也有了大胆的尝试。究其原因,就在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一定的刑事实体法基础。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

刑事政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刑事政策在客观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对刑事司法裁判权进行了弱化与分离,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框架内的国家权力的正常分流。     

知识契合与学科整合——以刑事学科一体化为视角的犯罪学解释

刑事一体化是科学知识整合的必然结果。在由学科分化走向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学科的界域并不是绝对固定和清晰的。专业槽的构筑体现了本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但它不应当成为学科整合的障碍。借助于贝卡利亚的思路,我们可以了解犯罪学的诞生与新刑法的问世所依据的整合机制。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不是刑法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知识整合的产物。     

认罪认罚刑事司法实践

现阶段,我国许多刑事案件的司法过程反映了我国司法方面的问题,例如：案子数量多、处理速度慢、专业法律人士稀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法律事业的进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该制度能够节约以往繁杂司法程序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进而实现案件的高效处理,提升办案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需要不断完善与实践,认罪认罚制度发展迅速、态势良好,在处理刑事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对我国司法改革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提存公证参与刑事和解初探

本文根据《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诉讼程序规定,通过对提存公证参与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提出公证提存参与刑事和解建议,引入赔偿保证金提存公证,减轻双方当事人的负担,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双方当事人权益,减少不必要的羁押,以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述评

刑事被害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类群,一般处于弱势。现行的中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害人得以全面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其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得到了较为充分、有效的保护。     

论刑事强制措施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

刑事强制措施和无罪推定原则并行不悖.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揭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完成刑事诉讼的各项任务,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不可或缺.但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作用远非如此,它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适用期限等来保障人权、体现程序正义.     

20世纪国外刑法学的新发展

二战后,西方刑法学在新旧两派的继续对峙、争鸣过程中,出现了若干新的趋势与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两派的相互吸收、借鉴,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并着手改造和刷新自己的主要观点和理论体系,俨然以一副旧人新面孔粉墨登场,不过,时代的潮流又使它们不由自主地靠拢,统合在刑法统一主义的大旗下。西方刑法学的统一主义大潮势不可挡,卓而不群、特立独行者已是廖廖。西方刑法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若干更新与扩充,如经济分析的方法和行为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引入与走俏。理论的成熟与实践的深入推动着西方刑法学理论向纵深方向发展,学者们对刑法的目的、刑事政策的合理性与妥当性进行了热烈讨论与深刻的反思;有些学者对正统刑法学理论进行了修正、反动甚至颠覆;有个别学者在刑事社会运动中不为时势所惑,坚守刑法法治主义阵地,并对刑法原则作了若干拓展与深化。     

对我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定名问题的思考

人的理性对具体案件作用方式的不同,是划分人类诉讼制度史上三大证据制度的标准.顺着这一思路和标准,我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这一命名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和推进刑事司法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