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私了”的案子牵出非法网络社团

2009年年初，卢湾区检察院未检科从一起被害人主动申请刑事自诉的案件入手，剥茧抽丝。采用“审查案件——落实监督发现追捕线索——形成合力扩大查案范围——引发警示治理社会”的办案模式。通过追捕5名犯罪嫌疑人。最终发现并引导破获了本市发生的4起抢劫、寻衅滋事案件，并使案件幕后曾名噪一时的尊龙名社网络社团从此销声匿迹。     

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在沪启动

2010年4月19日，上海市举行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签约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联席会议启动仪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旭以及公、检、法有关领导联合会签了《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并为全市“合适成年人”代表颁发证书。目前，上海全市已有225名“合适成年人”，共计448人／次进入看守所开展工作，1523人，次参与诉讼，取得了良好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律制度的探讨

被害人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群体．我国刑法也有明文规定：由于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被害人向被告人提出赔偿请求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很多现实的案件由于没告破或被告人没有能力履行、不履行其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主、客观原因让这一规定变成一纸空文，司法机关、被害人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手足无措。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中被害人的遭遇让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机关也无所适从。     

关于社会敌意和犯罪防控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叛逆与专制的核心问题源于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理解与追求。人们追求理想、坚持真理时常常忽略了相互间的宽容与尊重。缺乏宽容的社会难免于叛逆和专制,距离和谐就会更加遥远。刑事政策应该是国家确定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都必须遵循的对付犯罪的政策。刑事立法应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执法和刑事司法则应该落实刑事立法所确定的宽严相济,而不宜另设宽严标准。从犯罪学角度看,并不是所有犯罪事件都是敌意事件,因为有些犯罪事件中的犯罪人既不对社会有敌意亦不对他人有敌意。敌意是人之所以犯罪、之所以伤害他人和社会的重要原因。减少和消解敌意是我们讨论敌意事件的目的所在。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司法关切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长王胜俊答本刊记者问

记者: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您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     

我国治理金融犯罪的政策抉择与模式转换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治理金融犯罪的实践,从政策和模式上都选择了金融管理本位主义,而现在应该转向金融交易本位主义了。为此,需要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改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模式,需要从国有金融机构保护主义转向平等保护主义。与此相适应,应当摈弃单一刑事主义,而采取综合治理主义。当务之急是对交易型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治理模式从严苛转向宽和,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     

我国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探析——以交通肇事犯罪为视角

本文结合近期发生的交通肇事犯罪案件,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现状,提出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的政策背景下,妥善运用刑事和解政策,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     

大众舆论与刑事裁量的关系构建

由于大众舆论给司法量刑带来了诸多挑战，因此有必要在大众舆论和刑事裁量之间建立一套有效的互动机制，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缓和两者的矛盾。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初探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其立法模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反恐刑事程序立法技术、经验,背景、习惯,体系及价值取向等内容,而且是一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有助于维持本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分析解读

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过重,虽然跟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的缺失有关,更与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尚未认识到位有关."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既具有充足的公正性,也具有强烈的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