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刑法主观主义之生成根基

刑法主观主义生成的根本推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的变迁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伴随社会结构的变迁,犯罪必然呈现出新特征,最终导致刑事犯罪治理策略取向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从而导致刑法主观主义生成并渐趋强势。刑法主观主义并非只是为了作为客观主义的对立面而生成,而是对时代变迁的必然回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防患于未然”的警醒与探讨——兼论我国刑法第306条的存与废

我国刑法自1997年修改之后,刑法第306条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就备受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的关注,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屡次被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人认为刑法第306条属于职业歧视,导致职业报复现象的发生和法律的重置,使律师不愿代理刑事案件,造成司法人员和律师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影响律师权益的保障。笔者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分析,提出如何正确对待和完善该条法律规定的建议。     

论刑法立法解释

刑法立法解释应当限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颁布的专门解释,它应当与刑法草案说明、刑法解释性条文、立法解释性文件、立法解释性意见相区别。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限于刑法的重要原则、基本概念和检、法两家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分歧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形,它作为刑法改进与刑法司法解释的中间物,其独特价值在于明确概念、澄清争议、统一司法。从完善的立场看,该种解释应注意必要、及时和规范三个方面。     

刑事法视野中犯罪行为研究体系的修正

对犯罪行为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由刑法学和犯罪学来担纲。刑法学把犯罪行为作为构成要件的要素来研究，它以犯罪行为的确定性为前提；犯罪学把犯罪行为作为社会现象来考察，它显示的是概略的、非要件式的行为特征。而实现概略的非要件式行为向确定的要件式行为的过渡，既不是犯罪学也不是刑法学本身所能解决的。对犯罪行为研究的体系存在缺陷。本文通过对犯罪学和刑法学中的犯罪行为的比较研究，提出创设独立学科是完善犯罪行为研究体系的必要途径。     

缓刑考验期不能“并罚”

某法院判决认定宋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对以上判决中缓刑考验期的确定是否正确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两个缓刑考验期起点是一致的,性质一致,缓刑考验期应为最长考验期,如上述案例中的缓刑考验期应为二年,此为吸收说。第二种意见认为,两个缓刑考验期应分别逐一执行,即两个缓刑考验期相加,正如以上判决的观点。第三种意见认为,不应存在两个缓刑考验期的问题,应根据数罪并罚原则对主刑刑期确定后再考虑是否执行缓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追诉时效问题探讨--兼与范德繁、于宏同志商榷

笔者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所谓追诉时效"的观点,主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当具有追诉时效;并且其追诉时效的最高期限应为五年,而不应是十年.     

浅论我国刑法上的环境犯罪

在中央做出了开发大西部的宏伟战略决策之际,预防环境犯罪、保持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犯罪形态、罪过形式、犯罪主体方面的规定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或缺陷,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为了加强对我国草原的刑法保护,还应增加非法占用、毁坏草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