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追诉时效问题探讨--兼与范德繁、于宏同志商榷

笔者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所谓追诉时效"的观点,主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当具有追诉时效;并且其追诉时效的最高期限应为五年,而不应是十年.     

浅论我国刑法上的环境犯罪

在中央做出了开发大西部的宏伟战略决策之际,预防环境犯罪、保持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犯罪形态、罪过形式、犯罪主体方面的规定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或缺陷,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为了加强对我国草原的刑法保护,还应增加非法占用、毁坏草原罪.     

修订后《刑法》中的假冒专利罪

我国在专利权的保护和管理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就假冒专利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修订后的《刑法》吸收了原有法律的规定,又有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定刑较之原有规定为轻;二是强调罚金刑。假冒专利罪的客体,就其直接并必然侵犯的权益,是专利权人的专利权和我国的专利管理制度,在分析研究以及认定假冒专利罪时,必须清楚地了解专利权的特殊性;假冒专利罪在主观方面的要件,是行为人在心理状态上应属故意方可构成此罪,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但何谓“假冒”,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     

论当代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及其政府的责任

目前,随着对公共产品属性认识的深化,人们提出并论证了私人参与公共产品提供的必要与可能,从而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推动了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构成了当代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由不同的生产方式与提供方式组合构成的丰富内涵,同时提出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基本责任。     

试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

刑法修正案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对刑法典某一条文或某一部分进行修改或补充的规范性文件。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立法模式,并作为刑法立法的一部分。从应然角度来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不应包括增加新罪名、提高法定刑或将轻刑种改为重刑种。刑法修正案的效力级别与刑法典相同,它作为补充立法模式不同于单行刑法,也有别于立法解释。自从1997年的《刑法》施行以来,我国现已颁布五个刑法修正案,可见刑法修正案已成为修改、补充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一种主要方式。     

刑法修正案(五)的相关问题与解决途径

刑法修正案(五)对现行刑法作了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增加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罪”和“过失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这三个新类型的犯罪及刑事责任条款;二是添加了信用卡诈骗罪的罪状内容,即“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行为也属于信用卡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应处理好:单一骗领信用卡行为、骗领信用卡后又使用骗领信用卡行为、接受了他人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行为等的定性与适用疑难问题。     

试论无罪推定的法理问题

新修订的刑法明确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是中国法理和社会价值理念的一次超越。但如何在现实中充分兑现这一精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新刑法颁布以后出现的刑讯逼供下的一些冤案证明，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既迫在眉睫，又十分艰巨和复杂。笔者以为，国人在无罪推定原则的法理内涵、历史必然以及社会定位上尽快达成广泛的共识，应是当务之急。 一、准确把握无罪推定原则的严格法理内涵 所谓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它的意义在于防止过早地和无根据地把任何人看作罪犯，不允许根据未经充分检验的材料和违反既定证明程序而取得的信息，认定一个人犯有罪行。 1997年10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处于有罪公     

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论

信息犯罪是信息社会的产物，由于我国侦查技术的局限和法律规定的滞后，信息犯罪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制约。本文就研究信息犯罪的必要性、信息犯罪的防范应该主要依靠法律，还是依靠技术手段以及刑法在防治信息犯罪中的作用、相关立法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际刑法执行模式探析

国际刑法有直接执行和间接执行两种方式。建立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运用直接执行模式来认定国际犯罪裁量刑罚,人类为这一理想的付诸实践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走过了艰辛的历程。然而,当今的国际社会仍是一个主权国家林立的“平行式”社会,主权国家很难接受放弃作为国家主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管辖权的要求,使得国际刑法直接执行模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国际刑法的实施仍需主要依赖于国内司法体系的间接实施模式,因此两种国际刑法的执行模式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国际刑法在惩治国际犯罪方面的作用。     

婚约“彩礼”返还之法理分析

彩礼作为婚约的伴生物已存在了几千年,我国婚姻法对婚约效力的忽略导致了彩礼法律属性的混乱.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了彩礼返还的3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不一致现象,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彩礼的法律属性做进一步分析,确定其赠予合同的性质.婚姻法应明确婚约无效的规定,为彩礼的有条件返还确立法律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