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刑法生态维护机能的塑就与实现

环境刑法生态维护机能产生于环境刑事法制系统。我国环境刑法生态维护机能的塑就与实现有赖于以下几方面所构成的整体: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尊重生态规律,科学设计犯罪构成,合理划定环境犯罪圈;坚持惩罚性和恢复性为主的原则,建构环境刑罚体系;兼备科学性和人道性,建立开放性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     

洗车工秘密取得出租车上的手机应当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2005年5月22日凌晨1时许，张某驾驶自己的出租车与妻子文某（文某坐后排）到洗车场洗车。在洗车过程中，该洗车场洗车工周某趁张、文二人不留意之时，将文某放在后排座位垫子上的一部“三星”牌E808手机的手机卡取出，放在自己的衣服包里，并把手机藏于洗车桶里用泡沫加以覆盖。洗车完毕，文某发现手机不见后，即追问周某拿手机没有，周某再三否认。当周某主动将衣服包翻给文某看时，手机卡从周某身上掉出。     

论非典型挪用公款罪

现行刑法多个条文规定的挪用公款罪，有着典型与非典型之分。理论和实务中，人们大多关注和论证典型挪用公款罪的构成特征，并以其作为评价一切挪用公款行为构罪标准，忽视非典型挪用公款罪有着不同于典型挪用公款罪的特殊构成要件，导致法律适用上出现偏差，甚至在具体个案的分析中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因此，厘清非典型挪用公款罪的特殊性是十分必要的。     

论间接正犯之范围

间接正犯之范围主要是由被利用者行为的范围决定的,即被利用者的哪些行为能够被利用者用作实现其犯罪意图的工具。间接正犯中的工具行为应当具备“非正犯性”和“可支配性”两个条件。在一般情况下,被利用行为只要缺少犯罪构成四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要件,被利用者就不构成利用者意图之犯罪的正犯,只要利用者与被利用者没有形成共犯关系,利用者就应当对其意图的犯罪承担间接正犯的责任。在特殊情况下,即便被利用者构成了正犯,利用者仍可以成立间接正犯。     

论我国惩治拐卖人口犯罪的刑法完善

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刑事法律中有关拐卖人口犯罪的立法轨迹 ,从而指出了我国现行刑法中的不足之处。笔者建议 ,在刑法中重新设立“拐卖人口罪” ,并将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作为从重情节归入拐卖人口罪中     

办理一起私分国有资产案的几点思考

被告人:杨某、男、1953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原西藏自治区电信公司A电信分公司经理. 违法犯罪事实:1999年10月8日至2000年10月,经被告人授意和指使由财务部主任胡某某,办公室姬某某某,分别从彭某某、杨某某、金某某等人手中,获取"工程款"、"购货款"、"修车款"等名义的假发票,共计21张及1份"收款委托书",经被告人签字报销,私自截留国有资产11595808.75元.其中8981631元由被告人亲自主持或决定,分17次发放给电信分公司全体职工.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研究(3)(2001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第六章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量刑量刑 ,是人民法院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犯罪性质的基础上 ,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 ,判处何种刑罚以及是否立即执行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我国《刑法》第 6 1条规定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 ,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 ,量刑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 ,以保证合法、正确地将刑罚运用到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各异的具体案件中去。《刑法》第 330条规定对本罪“……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值得深思的刑法“宽”“严”倒错问题——以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为例

在刑罚轻缓化背景下研讨宽严相济政策,不应忽视现行刑法中“宽”“严”倒错现象的存在。就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而言,突出地表现在,一方面,是刑法对虐待罪、伤害罪的弱软失度,另一方面,是刑法对“以暴抗暴”型杀人行为的过份苛酷。因此,有必要从相关刑法规定上予以完善。     

单位犯罪条文、罪名探析

既然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单位,那么,在刑法分则的具体条文中必须反映出单位是犯罪行为主体.最典型的表述有两种形式:其一,在具体条文中明确而直接地规定单位犯罪主体以及单位刑事责任.其二,在具体条文中先规定自然人犯罪和自然人刑事责任,再规定单位犯罪和单位刑事责任.     

中国公证制度的完善

世界两大公证体系的差别 ,实质上是不同国家对于公证制度功能预期的差异。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 ,必须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公证制度的现实基础出发 ,革除现行以大陆法系的独立、专职的强势公证组织形式与英美法系的弱势公证职能相搭配的体制弊端 ,通过公证立法 ,强化公证职能与法律效力 ,以实现其与强势公证组织形式的内在机制平衡和功能协调 ,赋予并完善我国公证制度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适度干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