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理论视角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相适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击和控制犯罪.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人格刑法理论,在定罪、量刑与行刑时,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格,抛弃传统的刑罚万能观念,该宽则宽,该严要严,二者结合,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     

那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的……

195 4年 ,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者的独立起义。法军迅速开进这块北非贫瘠的土地 ,在此后长达八年无比艰苦的战争中 ,法军对被占领地人民施行了骇人听闻的酷刑。虽然早在1 798年的法国大革命中 ,法国就通过立法明确废除了酷刑 ,但在这片遥远而广袤的殖民地上 ,酷刑却成为家常便饭 ,甚至还有行政官员起草了一份《威劳米报告》 ,企图建议政府将在阿尔及利亚的酷刑“合法化”。第一个站出来抗议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的是杰奎斯·德·布拉迪尔将军。他于 1 95 6年奉命来到阿尔及利亚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军人和警察对居民采取的各种各样的…     

论单位的刑事责任能力

单位刑法人格与单位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其实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单位的刑事责任能力是单位犯罪能力和刑罚适应能力的有机统一。单位具有独立的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表明单位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单位应当具有一定的经费和财产,即为单位刑罚适应能力的保证。筹建中单位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终结后的单位,其刑事责任能力不复存在。对于变更后的单位,如果其在变更前实施了单位犯罪,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罚金刑的执行范围以变更后的单位所承受变更前单位财产为限。对于单位内设机构,如果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一定的行为能力,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应当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单位分支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一定的财产,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源流考--写在刑法因果关系诞生200周年之际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混乱,因而需要从理论的源头进行分析.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已近成熟,引起争议的很多问题主要在实务中,这是正本清源的分析结论.在理论上以条件说为支撑,借鉴以立法的方式来解决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选择.     

论刑法中的牵连关系

牵连关系是一个客观的范畴。对于牵连关系的认定 ,折衷说不是合适的选择。牵连关系的判断是具体的个别的判断。方法与目的型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是 :一行为与另一构成行为事实间有内在的质的一致性 ,且二者有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原因结果型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是 :两个行为之间有事实上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可以是不具有独立构成的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     

把握证据 锁定涉黑犯罪组织——从“赵晓东案”谈涉黑犯罪的组织性证据的搜集固定

“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有一部分黑社会性质特征较为明显的犯罪组织未能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罪处罚,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发现具体犯罪行为人,控制、抓获犯罪嫌疑人,而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证明其“组织性”的证据收集与固定缺乏经验。现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结构大多是以各成员的口供相互印证加以明确的。很难再     

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认定

近几年来,虚报注册资本现象非常严重。由于《刑法》第 158条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规定较为笼统、内涵有些模糊抽象, 而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公、检、法对该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故意、客观要件等在认识上存在分歧。犯罪主体的认定 1995年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体是申请公司登记的单位或个人,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58条没有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