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车工秘密取得出租车上的手机应当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2005年5月22日凌晨1时许，张某驾驶自己的出租车与妻子文某（文某坐后排）到洗车场洗车。在洗车过程中，该洗车场洗车工周某趁张、文二人不留意之时，将文某放在后排座位垫子上的一部“三星”牌E808手机的手机卡取出，放在自己的衣服包里，并把手机藏于洗车桶里用泡沫加以覆盖。洗车完毕，文某发现手机不见后，即追问周某拿手机没有，周某再三否认。当周某主动将衣服包翻给文某看时，手机卡从周某身上掉出。     

关于进一步改善我市投资环境的若干建议

2002年，台盟天津市委会、天津市台联会与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联合对北辰、西青、津南、静海、南开、河西等六个区县，就我市投资环境和台资企业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就如何进一步改善我市投资环境问题谈几点意见。     

论非典型挪用公款罪

现行刑法多个条文规定的挪用公款罪，有着典型与非典型之分。理论和实务中，人们大多关注和论证典型挪用公款罪的构成特征，并以其作为评价一切挪用公款行为构罪标准，忽视非典型挪用公款罪有着不同于典型挪用公款罪的特殊构成要件，导致法律适用上出现偏差，甚至在具体个案的分析中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因此，厘清非典型挪用公款罪的特殊性是十分必要的。     

价值衡量与法律智慧

今年4月,应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场“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演讲,黄文艺教授做了简洁的点评。他认为,法律方法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司法立场、以规则作为出发点探寻事实法律意义的活动,但各种各样的法律方法仍然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虽然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基于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所得出的关于法律普适化结论不能很好地解决具体案件。但是关于法律方法一般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又陷入新的打着“司法立场”旗帜的普适性研究。而这种研究与立法中心主义倾向并无质的差别,也是要建构一种普遍主义的教条。我在其他大学演讲同类题目的时候有同学提出,法律方法能否制度化,能否变成必须应用的方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黄教授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我们知道,任何理论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是一种抽象的表述,都是思维的表达。用语言所描绘的事实需要借助人们的想象才能变得丰满,才能被理解成事实。这是由语词本身的概括性所决定的。那么,理论的研究者该怎么办,我们能否在摆脱理论研究的普适性倾向时,使法学真正走向形而下。看来问题并不能很好解决。对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结合,黄教授的评价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认为二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方法研究的过度理论化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法律智慧虽然因其宽泛而难以把握,但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给它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一般能分辨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平淡、甚至什么是愚蠢。当然这种分辨也许并不具有一般性,只是特定场景中的智慧,对研习者来说只能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而不可能照搬适用,但它对累积法律人的经验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如果法律方法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为法条的话,法律智慧则因是具体场景中的智慧而很难上升为制度。法律智慧一旦上升为制度,面临的就是具体应用的问题,即使是智慧也仅是历史之光。法律智慧实际上是要解决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创造与服从的矛盾,按图索骥式的“依法办事”,无所谓智慧或者愚蠢,但创造与服从也都是有正义之目的的。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目的,为了最终实现法治,法律人必须在实践中融入更多的智慧,否则就难以克服成文法律的呆板与僵化。为进一步明确与倡导法学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法律职业化进程,《政法论丛》编辑部特邀我组织了一组“法治理念下的法律智慧”笔谈稿,欢迎各位法律学人积极参与。     

警察道德人格建设与灰色文明的思考

从治安和道义的角度 ,可将文明的形式划分为三种 :白色文明、灰色文明、黑色文明。警察除了应具有良好的政治人格和职业人格外 ,还应具有良好的道德人格。但现代社会的犯罪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为了工作需要 ,警察对灰色文明的了解和介入在所难免。为此 ,公安工作必须更新观念 ,必须创新机制。     

论间接正犯之范围

间接正犯之范围主要是由被利用者行为的范围决定的,即被利用者的哪些行为能够被利用者用作实现其犯罪意图的工具。间接正犯中的工具行为应当具备“非正犯性”和“可支配性”两个条件。在一般情况下,被利用行为只要缺少犯罪构成四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要件,被利用者就不构成利用者意图之犯罪的正犯,只要利用者与被利用者没有形成共犯关系,利用者就应当对其意图的犯罪承担间接正犯的责任。在特殊情况下,即便被利用者构成了正犯,利用者仍可以成立间接正犯。     

论我国惩治拐卖人口犯罪的刑法完善

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刑事法律中有关拐卖人口犯罪的立法轨迹 ,从而指出了我国现行刑法中的不足之处。笔者建议 ,在刑法中重新设立“拐卖人口罪” ,并将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作为从重情节归入拐卖人口罪中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研究(3)(2001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第六章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量刑量刑 ,是人民法院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犯罪性质的基础上 ,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 ,判处何种刑罚以及是否立即执行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我国《刑法》第 6 1条规定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 ,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 ,量刑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 ,以保证合法、正确地将刑罚运用到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各异的具体案件中去。《刑法》第 330条规定对本罪“……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紧贴部队实际 扎实搞好党章学习

今年年初，根据总政的统一部署，我部作为全军试点单位，担负党章学习的试点任务。教育中，我们坚持以胡主席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注重理论灌输，从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观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工作落实等方面人手，着重在动员教育、专题学习、对照检查、整改提高上下功夫，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工作的开展。     

企业中青年领导干部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企业中青年领导干部是企业领导干部队伍中最具生机、最富有发展潜力的中坚力量。目前企业中青年领导干部在大局意识和政治观念、现代化意识和国际化能力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高。遵循能力素质培养与提高的规律、大力加强教育与培训活动、强化实践锻炼、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学会调整自我心态等都是提高企业中青年领导干部素质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