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有限政府论:思想渊源与现实诉求

目前,有限政府论在学术界和实践界已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政策导向。本文在梳理以自由主义为内涵的有限政府论之思想源流的基础上,对国内关于有限政府争论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有限政府论与社会主义政府职能之间的矛盾性,并对有限政府论提出的“宪政改革”、“小政府、大社会”等现实政治诉求进行了剖析和反思。     

翻译等值论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20世纪60-70年代,等值成为大多数翻译理论的中心概念。卡特福德在其专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文主要围绕其理论中的中心论点“等值”展开研究,探讨该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并揭示出该理论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日本量刑理论中的责任问题

<正> 一日本刑法理论中的"责任"达一概念,贯穿于定罪与量刑。在犯罪论中,责任与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并列而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之一。在量刑论中,责任则被视为决定刑罚量的基础或根据。从这里引申出近代刑法的重大原则之一——责任主义。共含义有两个方面:(1)无责任则无刑罚,(2)刑罚必须与责任相均衡。     

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1980年元旦开始生效时就面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较高犯罪率,1981年至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三个严惩犯罪分子的"决定",刑事司法采取了从重政策。九年来,犯罪率呈"V"形轨迹。刑事案件立案数1984年下降为514,369起,明显低于前三年,但1985年又开始反弹,出现上升趋势:1985年为542,005起,1986年     

日本行政法对法人的刑事处罚及其学理解释

<正> 日本在许多行政法规中规定对法人实施刑事处罚。例如《法人违反租税法规例证》(明治33年,法律52号)第一条规定,"法人的代表者或其雇用人员及其他人员就法人的业务违反租税法规,对法人适用各法规规定的罚则;但共罚则有应处罚款、罚金以外的刑罚的规定时,处法人三百日圆以下的罚金"。此后,有的行政法规规定准予援用这一法律,有的设同样规定。六十年代以后,既处罚法人代表也处罚法人的两罚规定增多。     

论经验主义应得刑罚对公众守法意识的形塑——以醉驾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为论域

醉驾入刑已逾十年,但相关案件的数量却不降反升。这既反映出不少驾驶人仍是侥幸心理有余而守法意识不足,同时也表明依靠“心理强制式”的刑罚来控制醉驾的治理方式效果欠佳。在新时代,刑事司法机关宜以“经验主义应得刑罚”为分配原则,通过与民众的沟通、协商,对醉驾人处以不偏离正义的“应得刑罚”,才能满足公众对醉驾案件的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意愿,从而使裁判结论获得正当性。长此以往,人们将不断增加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司法机关也可籍此激活规范的行为引导功能,促使人们将规范内化,唤醒人们形成规范守法动机,进而使个体的守法行为由被动转为主动,最终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之刑罚目的。     

试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中主体的流变——从主体论、“无主体”到共在主体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中的主体,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就是人的主体性",中经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再到哈贝马斯的具体的包含丰富差异的社会历史共在主体,主体在历史观中的作用和地位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流变的背后,深刻反映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问题域的转化。     

村民自治中农民冷漠参与的经济透析——新制度主义范式下的思考

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的背景下,在我国农村,出现了当代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新世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以成本收益为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立足现代中国农村尚有较多传统农业社会遗迹的现实,综合其它有代表性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结论,吸取中国传统的乡村双轨治理模式的经验,并结合国家推行村民自治的根本考虑和主要动机,可以看出,以普选和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其巨大的成本而较少的可得利益,是其暂时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而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农业产业化并立足国情改造现代民主制度.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动因－建国前后苏联对中共的压力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党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正确理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理论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建国后不久就遭遗弃。之所以遭此厄运，固然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而来自苏联的影响和压力，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