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研究的进程

中国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研究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发展而兴起、转型、式微。实践本体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其目的是呼唤和论证市场经济,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其前期形态是主体性实践本体论,它以主体性为根本原则,高扬人的个性独立和自由、弱化了传统物质本体论;其后期形态是生存论实践本体论,它流行于新旧世纪更替的十余年中,基本追求是凸显人的生命意义、价值意义,以缓解市场经济初期带来的意义迷茫问题。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深入推进、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新内涵的确立,实践本体论研究式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新回归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以聚焦中国道路,提炼时代精神,凸显马克思哲学内含的历史维度、现实精神。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台湾地区民法错误论评析及其借鉴——一个基于法律史和学术史的考察

电商标价错误案引发两岸民法学界对传统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之共同关注.台湾地区民法错误论源自罗马法一德国法传统,并受到日本法的一定影响.在错误类型上,台湾地区民法沿袭德国“内容错误”与“表示行为错误”之界分,性质错误“视为”内容错误.在错误撤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表意人过失要件之限制,相对人之可归责性亦成为影响表意人行使撤销权之考量要素.两岸民法错误论存在着内生机理上的共通,使得大陆民法错误论寻求台湾地区经验之借鉴成为可能.     

德性与规范的融合: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整体视野

在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中,持德性论视野的学者提出了以人类主体的生态美德研究来替代抽象形式的生态道德规范研究的观点。这种观点虽然对几十年来占主流地位的规范论生态伦理观的局限有重大的突破,但是它完全否定规范论视野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则是非常片面的。生态伦理学应该实现以德性为主规范为辅的视野融合,才能符合这门学科的理论真谛与实践需要,取得健康和长足的进步。     

冒充警察 难逃责罚

编辑老师： 你好! 我是一名协警保安员，上周我们在火车站执勤时，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冒充警察罚款。原来，举报人赵某是一个个体老板，前几天在火车站买假发票时，被“警察”抓到了。“警察”告诉他，他购买的假发票数额巨大，已经构成犯罪，是要被判刑的。如果他能多交点罚款，则可以免除刑罚。吓坏了的赵某赶紧交了200元罚款。     

明朝官员挨板子是荣耀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人道、严酷的刑罚之一，主要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校尉用棍子打屁股，这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性破解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光辉历史征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种出的文明之种、开出的文明之花、走出的文明之路、结出的文明之果。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步履维艰的，频繁遭到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挑衅和恶意抹黑，他们通过“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等奇谈怪论来蛊惑世人，想借此扳倒他人、抬高自己。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实践，以“文明借鉴”“文明创新”“文明再造”“文明共存”分别破解了“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     

“否认战败”与“对美从属”:战后日本的核心与本质——从白井聪的《永续战败论》谈起

近年来愈发严重的日本社会右倾化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战后日本,以探究其背后的历史根源。日本学者白井聪就在《永续战败论》一书中,从"永续战败"这一独特的视角对战后日本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反省和批判。白井聪认为战后日本所存在的"只要坚持‘对美从属’就可以‘否认战败’,而要‘否认战败’就必须坚持无限度的‘对美从属’"这种"永续战败"体制,作为战后日本的核心,深深地制约并影响着战后日本,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与邻国的领土纠纷等问题都和这种体制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古士族在近世——对中国宗族实践的新思考

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但是，士族、大族的观念仍然在他们意识里，并结合时代语境而演绎，因而不一定全都是“庶民化”或“礼仪向下”的结果，故新形态一说值得再讨论。中国宗族研究要回到人的立场，回到实践者主体性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看清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