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伦理品性

刑法首先是文化的规范，其次才是法律规范，刑法不等同于社会伦理却与社会伦理休戚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伦理是刑法规范的根基。那种主张应剔去刑法的伦理色彩的观点是不足取的。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三个方面考察，刑法的伦理色彩都十分鲜明。只有坚持刑法的伦理品性，才能使刑法真正奠基于公正、合理的基础之上，而不致于丧失其应有的正义性     

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适用衔接

现实生活中，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竞合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竞合关系以使其相衔接呢？对此，在适用方法上应遵循合并适用的原则，具体适用时又应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予以衔接；在适用程序上应遵循刑事优先的原则，具体适用时，也应视不同情况注意其程序中的不同衔接关系     

再论刑罚个别化原则

量刑实质上是在定罪基础上根据犯罪人的罪责大小决定是否处刑以及如何处刑，因此把犯罪人的罪责个别化是量刑的核心内容。作者指出，我国的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内容不仅需正确评价犯罪行为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轻重，还应适当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从而确定刑事责任轻重以正确量刑。因此，刑罚个别化既包括犯罪行为的个别化，也包括犯罪人的个别化     

明晰精当的新刑法

新刑法以其452个条文而成为我国现行法律中条款最多的一部重要的基本法。它显著的特点是:内容明晰、精当,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一是明确、全面、恰当地规定了刑法任务和基本原则,对各项制度作了重大调整、改革和发展;二是重点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的保护,解决了新形势下一系列复杂的犯罪与刑罚问题;三是刑罚手段及运用规则更加完善,将更有效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法人犯罪新论

文章认为,法人的早期形态是单体制,它与初级形态的简单商品生产经济和中级形态较为发达的自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单体独资独营的法人,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发生分离,与自然人犯罪无本质区别,不能成为法人犯罪的主体。法人犯罪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高级形态,企业资本社会化引起法人结构变化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导致的结果。法人犯罪的实质是财团法人的经济犯罪。法人犯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的意志表现形式,是一种通过董事会决策和经理经营管理两个中介反应出来的股东意志延伸的连带意志形式。其他社团组织法人和国家机关、军队等,亦不能成为法人犯罪的主体,法人犯罪可以实行两罚制。法人犯罪也有人身刑,最高刑应为拟制的死刑,即吊销营业执照,责令解散。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浅说

当今世界,不断滋生和蔓延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一方面,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以聚敛到巨额非法收益为资本加紧向民主政体的渗透与腐蚀,造成了政治统治上的腐败和法律秩序上的混乱;另一方面,跨国有组织犯罪又与各种经济犯罪、环境犯罪、恐怖主义活动相伴生,不但严重损害合法资本持有者的利益,而且直接威胁各国国民经济体系的根基。同时,偷渡、贩卖人口、国际卖淫等有组织犯罪更是构成了对各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肆意践踏。正是基于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联合国迅速把如何采取积极的司法对策以有效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事实列为其重要的战     

美国行刑社会化的历史解读与现实启示

行刑社会化是现代刑罚执行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 ,它蕴藏着浓厚的刑法人文关怀和深厚的刑罚人道精神。美国的行刑社会化起源于出狱人保护、缓刑和假释等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和践行。美国的行刑社会化经历了相当曲折和坎坷的发展过程 ,新古典主义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行刑社会化的式微 ,而是行刑社会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性发展。学习、借鉴美国行刑社会化的经验并汲取其教训 ,对于中国行刑社会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罚目的与刑法效益

“效益(benefit)”、“效率(efficiency)”原本是经济学的概念,都反映了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关系,因此,在许多学者的表述中,两者是作为同义语使用的。但从严格语义上讲,它们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效率所强调的是时间的节约,即单位时间的工作量,而效益所强调的是结果。有效率并不一定有效益,但有效益则必须有效率。[1]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认为刑法效益是指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效果和利益。常言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现代社会的各项管理活动都是有成本、有投入的,都应提倡和追求效益,国家…     

论犯罪化及其限制

<正> 一、严而不厉——刑法结构的理想模式 如果说犯罪化(criminalization)与非犯罪化(decriminalization)、刑罚化(penalization)与非刑罚化(depenalization)是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主题,那么,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重刑化还是轻刑化则是中国当代刑法改革在制度层面所面临的两大现实选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储槐植先生在《严而不厉:为刑法修改设计政策思想》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刑法结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刑法结构“严而不厉”的思想,得到了学术界同人的广泛认同。按照储槐植先生的见解,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要求刑法典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同时刑罚不能过于苛厉,罪刑应当均衡。